本研究以云南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多民族聚居区布朗山乡为例,利用322户住户调查数据,采用统计分析和经济计量模型分析方法,考察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农村、尤其是新中国成立时尚处于原始社会民族的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本研究主要描述了乡、行政村、自然村和不同民族之间的收入差距和贫困状况,重点考察了各民族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和贫困影响因素。研究结论不但增加了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收入差距和贫困的认识,也为政府制定和完善少数民族农村扶贫政策、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提供了有力的实证依据和参考意义。本研究的总体结论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农村收入不平等较严重,贫困问题依然严峻。收入的Gini系数0.49,贫困发生率5.7%,远远高于同期全国农村0.37和1.6%的水平。主要研究发现如下:村民以自然村分民族聚居,形成一个自然村是同一民族的特点;农户的经济和生活行为存在较强从众性和经验性;部分民族和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上的自觉性和自律性还比较弱、计划和科学意识不强。在收入不平等方面,自然村内部收入分配较平均,而自然村之间相差较大;各民族之间收入悬殊较大,民族内部收入差距也较大;通过不平等的收入/支出要素分解法发现,农业仍然是西南少数民族农村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总收入的88%,对不平等的影响最大;外出务工收入、当地打零工收入、政府的扶贫救济收入和来源于宗教活动的赕佛收入减轻了收入不平等;通过不平等的组内组间分解法发现,行政村内部的特征差异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大于行政村之间的特征差异;在自然村层面,情况则相反,自然村之间的特征差异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大于自然村内部的特征差异;在民族层面,民族内部的特征差异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大于民族之间的特征差异;通过基于回归分析的Shapley值分解方法发现,土地、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民族特征的差异是造成西南少数民族农村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在贫困方面,公共品匮乏,基础设施薄弱;自然村之间和各少数民族之间贫富分化明显;通过市场风险的模拟分析发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户抗市场风险意识和能力弱,尤其是低收入农户就更弱;通过贫困决定的Probit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吸食毒品、物质资本匮乏、民族特征、耕地是导致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农村贫困的主要因素。本研究的政策建议如下:应加大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的教育投入,帮助贫困家庭获得资金,提高农户的非农收入,建立农户风险保障和补偿机制。鉴于历史和地域封闭性等原因,部分民族和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上的自觉性和自律性还比较弱,计划和科学意识不强,因此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教育引导农户处理好消费和积累之间的关系;教育引导农户精神文化消费的多样性,注重在教育和科技上的消费;引导农户参与宗教活动组织热情向经济组织热情的转移。本研究的创新之处有两点。一是样本特征上的创新,即采用住户调查数据,研究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少数民族农村,尤其是新中国成立时还处于原始社会民族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二是将毒品、宗教、民族特征指标加入到模型中,定量分析它们对样本区不平等和贫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