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地资源由于兼具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而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在我国，集体林占据了林地面积的60％以上。如何最大化地利用集体林地资源和发挥其最佳生产功能，直接影响到林区农民的生计和农村经济发展。但长期以来，由于集体林经营管理的产权不清、责任不明，集体林森林质量差，生产效益低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为此，追随着农地家庭联产承包的成功步伐，延续林业“三定”改革的基本思路，我国于2003年开始了以“明晰产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保障收益权”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改革取得了一定的短期绩效，如农户林业生产投入和造林投入的提高，林地流转价格的上升，农户收入的增加等。但同时改革也带来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林地的分散经营问题、林地和林木的规范流转问题，以及改革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激励农户可持续经营林地，获取可持续的林业收入等问题。这些均是新一轮林权改革后政府亟需解决和学者们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纵观国内外相关文献，微观层面关于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绩效的研究，多侧重于农户的改革政策主观评价或政策落实情况（认知）对农户行为或收入的影响分析，缺乏产权视角，尤其是产权认知视角的研究。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的进步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且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其建立的基本规则直接支配公共的和私人的行为以及影响着收入分配、资源分配效率和人力资源发展而实现。因此，可以认为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建立的新的产权制度将对农户的林地资源利用行为和相应的收益产生重要影响。而农户的产权认知是形成其决策和行动的基础，只有将其作为中心因素进行分析才能更好的理解改革后农户行为的变化。从而，完善产权维度，尤其是农户产权认知维度的研究对于科学、全面地评估新一轮林权制度改革的绩效将很有必要。另一方面，现有研究获取的改革绩效多为政策带来的短期结果，缺乏改革对林地长期经营绩效影响的分析。由于林地生产的长周期性和政策实施效果显现可能存在的滞后性，林地生产绩效的显现通常需要较长时期，因此关注改革后林地长期经营效果的变化显得更为重要。所以本文以较早参与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江西省的遂川县和丰城县为例，构建了“林权制度改革（林地产权变化）——农户行为——经济绩效”的研究主体框架，理论分析改革后的农户林地产权变化及其对农户林地投资行为、林地流转行为及林地长期经营收入的影响，然后运用相关的计量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为进一步深化集体林权主体改革、指导相关配套改革，提高林地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林区农民增收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在分析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的林地利用行为及收入影响之前，有必要先了解改革带来的集体林地产权制度变化。因此本文首先对改革开放以后，以建立“林业经营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集体林权制度变迁过程进行梳理，分析不同阶段林地产权的特征，尤其是农户持有林地产权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变化。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不断从政策层面强化农户的集体林财产权利主体地位，完善农户持有林地权利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但由于中国地域广阔，法律或政策在不同地区的实施差异较大，事实上或农民认知的产权状况可能与法律或政策层面的不完全一致，而农户认知的产权状况才是形成其行为和决策的基础。因此，基于新一轮林权制度改革重要的措施之一则是赋权于民，本研究通过构建农户林地产权安全感知影响因素的经济计量模型，运用Multinomial Probit和Probit考察了赋权对提高农户林地产权安全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的权利认知是影响农户林地产权安全感知的重要因素，且影响农户不同来源的产权安全感知的权利认知指标是有差异的，表现为农户的林地调整风险预期主要受采伐权、抛荒权和流转权完整程度认知的影响;而农户的林地征收风险预期主要受抵押权、抛荒权和采伐权完整程度认知的影响;(2)权利完整程度的提高并非总是促进农户产权安全感知的提高，如采伐权完整程度的提高对农户预期未来林地不可能被调整和征收，抛荒权完整程度的提高对农户预期将来林地不可能被征收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与农户林业“三定”改革时砍伐林地的收回以及耕地中闲置、荒芜耕地承包经营权的收回经历有关;(3)同一权利认知指标对因土地调整和国家或村集体征收土地两种风险造成的产权安全感知的影响方向可能不相同，如抛荒权完整程度的提高显著促进农户选择将来林地不可能被调整，但却负向影响农户预期林地将来不可能被征收，这种同一权利认知指标对不同来源的产权安全感知影响方向相反，且正负影响可能存在相互抵消，最终可能带来权利认知指标对农户总体产权安全感知影响的不明显。　　林地产权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影响研究。在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的林地产权影响识别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识别改革背景下林地产权在农户的林地投资和林地转入两种对其增加林地经营收入具有重要影响的行为决策中的作用。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林地产权对农户林地投资行为和流转行为的影响途径，然后运用Double Hurdle模型检验林地产权对农户林地投资行为（投入与否和投入水平）的影响，运用Probit和Tobit模型检验林地产权与农户林地转入决策（是否转入与转入规模）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理论上，林地产权完整性和安全性可通过收益效应、保证效应、抵押效应和实现效应四个方面影响农户的林地投资行为，通过产权行为能力加强效应、资源禀赋强化效应、交易费用减少效应和土地需求信号效应四个方面作用于农户的林地流转决策（各种效应的定义详见笫6、7章“理论分析”部分）;(2)由于林地产权完整性和安全性需要用一系列与产权关联的指标综合测度（详见笫5章“变量选择与影响预期”部分）。虽然这些指标对农户林地投资或流转行为的影响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各种效应，但是实证检验中很难量化某个具体指标所产生的不同效应的大小，所以只能观察到该指标对农户林地流转行为或投资行为所产生的综合效应。经验检验发现，农户在预期未来更不可能被征收或调整的地块上投入资本的可能性更大，在预期将来不可能被调整的地块上，投入劳动力的可能性和水平更高;农户认知完整的林地使用权能够提高农户在林地上投入资本与劳动力的水平，但是考虑到林地上的投入不能完全收回，具有非常明显的沉没成本，完整的林地流转权降低农户对林地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赋予农户更完整的林地流转权和禁止林地调整和林地征收均提高农户转入林地的可能性和转入水平;在缺乏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情况下，赋予衣户更完整的林地使用权和抛荒权会降低农户转入林地的可能性和转入规模。　　林地产权通过影响农户的林地投资行为和林地流转行为，可以改变林业生产中的要素配置，间接可能作用于农户的林业生产效率和获取的林业收入，尤其是与生产率紧密相关的长期经营收入。因此，本文进一步运用Tobit模型检验农户的林地产权认知与其获取的林业长期经营收入之间的关系。理论分析表明，林地产权完善可通过改变投资激励和资源配置影响农户的林地经营效率，进而影响农户获取的林地经营收入，且由于产权完整性和产权安全性对农户林地投资行为和林地流转行为可能存在相反的影响，导致林地产权对林业经营效率及经营收入的综合影响方向并不确定（详见第8章“理论分析”部分）。经验检验发现: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后，集体林区农户获取的林业收入与其林地产权认知紧密相关，表现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抵押权完整性提高可能的投资激励作用或资源优化配置作用逐渐呈现，抵押权完整程度提高正向促进农户获取林业长期经营收入;而抛荒权增加了农户对林地的处置权，可能减少农户的林地投资和林地转入，负向影响农户获取的林业长期经营收入，林地使用权完整程度的提高，虽可激励农户更多地投资林地，但却抑制资源配置效应的发挥，最终呈现出负向作用于农户获取林业长期经营收入;在控制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情况下，农户的林地流转权完整性对农户的林业长期经营收入产生了负向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流转权虽可促进农户转入林地，但是目前，由于农户大规模经营林地的技能并不成熟，其林地转入并不提高农户单位面积林地带来的收入。此外，农户预期林地未来征收风险的降低，可能促进投资激励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发挥，有利于农户获取林业长期经营收入。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本研究认为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完善林地产权，促进林地资源可持续、高效利用，提高农户林业长期经营收入的新思路是:(1)从法律层面加强农户林地产权的安全性，尽量控制和减少林地调整或林地征收，消除由此带来的产权不安全对林业生产的影响。(2)政府进行林地产权制度安排时，应重视经营主体持有林地产权具体权利束的完整性，且应该结合具体区域情况进行权利设定，如在本研究区域内应制定林地抛荒相应的惩罚措施，提供农户更为自由行使的林地抵押权等。(3)加强林地产权制度的实施机制，提高农户的林地产权完整性与安全性认知。(4)构建农村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释放林地资源的社会保障功能，从而激励林地流转和林地规模化经营，进而既提高农民的林业收入，又提高林地的生态环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