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中国新闻学之演进》把刚刚过去的30年间中国新闻学的再生、发展和变化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对其所涉及的各类学术研究成果,包括学术活动、学术文献、研究方法以及学术思潮等的阐述和分析,来展现中国新闻学在这30年间的进步。任何知识的生产都是由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进行的,而人的活动一时一刻也不可能脱离开他(或她)所生存的环境。所以,在研究30年间中国新闻学的过程中本文重点是从研究主体的视角来加以审视的,从而再现在特定环境下的中国新闻学的知识生产:研究者在对新闻学学术精神的追寻中实现对于中国新闻学的重建,进而勾勒出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新闻学发展的进路。本研究分期的标准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新闻学是一门与新闻实践密切联系的应用学科,所以,30年间中国新闻改革实践进程中滋生出来的问题需要新闻学去解答,新闻学在理论上的一次次突破又不断为新闻实践丌拓进路。在与实践密切互动的过程中,新闻学也在丰富和完善着自身。所以,本文是以这30年间中国新闻改革给新闻学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作为分期依据的。基于以上标准,本文的分期呈现出这样的脉络:多元功能的认可(1978——1988年)一舆论导向的重视(1989——1991)一双重属性的确认(1992——2001)——公共利益的显现(2002——2008)。在不断回答由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为中国新闻改革开路的过程中,中国新闻学自身也在经历着重建、反思和由党报本位向新闻本位转变及创新发展的学术探索之旅。30年的中国新闻学演进,是理论的突破不断为新闻改革实践开路的过程,也是中国新闻学在经历多年的苍白之后浓墨重彩重建自身的过程。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改革开放30年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前提和依据: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研究,发端于本世纪20年代,经历1942年的延安新闻界整风和1956年的报纸改革,以党报为本位的新闻学体系初具雏形。在《人民日报》改版的过程中,新闻学研究还一度呈现出活跃的景象。然而,随着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波及新闻界,新闻学术讨论被迫中止。新闻学术研究在此后二十多年间,成为让人望而生畏一个的禁区。可以说,从共和国诞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新闻学几近一片荒芜。第一章从1978—1988近10年间,这是30年来中国新闻学理论中对于新闻事业功能多元化的认可期,也是中国的新闻学才得以从废墟中再生的重要时期:批判旧的腐朽的法西斯新闻学,反思和改造传统新闻学,突破多年的政治禁区,确立新闻学的核心概念,以开放的眼光寻求研究方法革新的路径,在重建新闻学的过程中,一次次实现自身的飞跃,从而为多年来视宣传为唯一之天命的中国新闻业提供了解放自身的理论武器,释放出压抑太久的发展能量,向着现代新闻业进发。第二章是从1989—1991,这近三年的时间,是中国学界在经历近10年思想大解放之后的重要反思期。此间,不论是对于新闻学研究指导思想的反思,还是学术史的书写以及对于研究方法的思考,或者是对于上10年新闻理论研究和新闻改革实践的反思,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如何创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闻学体系。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成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新闻学演进历程中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点,它让学者们开始审视上10年的研究,也给未来的研究定下了基调。第三章从1992——2001的10年,其间中国新闻学重大理论问题——新闻事业的属性研究有了重大突破,即双重属性的确立,从而为中国日益深入的新闻改革实践提供了强大的理论锐器。同时,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也“已取得了明显进展”,实现了从“党报”本位、“新闻事业”本位向“新闻”本位的飞跃。此间,中国新闻学在研究主题的多元化上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第四章是从2002年到2008年。6年来,中国新闻事业的公共属性正在显现,这是中国新闻改革实践再次提交给学界的急需破解的一个重大的现实理论问题。此前,新闻学界对于中国新闻事业性质的定位经历了一个由单一的意识形态属性向包涵着企业属性的“双重属性”的质变。基于中国新闻学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欲求,学者们对于中国新闻学进行了全面检视、自觉遵循新闻学研究规范的同时,还对已现端倪的“方法崇拜”加以反思。此外,在新闻学理论体系构建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当然,对于中国新闻学来说,不论是概念的科学、体系的完善、理论的突破还是方法的科学化,都还有艰巨的任务需要去完成。要看到,中国新闻学还有太多的内容需要去修补:缺少与世界同行对话的能力,缺少与其它学科的平起平坐的认同。总之,30年来“新闻学研究还有很多问题和不足”,这些都需要未来中国新闻学的创新发展去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