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华语女同性恋色彩影片为研究对象，探讨处于性别和性向双重歧视下的女同性恋者在华语电影中的呈现状态和这种状态背后的文化构成。 《春光乍泄》、《爱情万岁》等华语同性恋电影作品取得的成就构成了一个文化上的景观，但这些作品获得的理论关注并不多，专门针对华语女同性恋色彩影片的理论研究在国内更尚属空白。本文将在对华语女同性色彩影片做粗线条全景式介绍的基础上，借助形象学、女权主义以及酷儿理论等，对这些影片进行历时性的梳理，以考察异性恋父权社会中，女同性恋者这一具有双重颠覆力量的形象所承载的意义变迁。 华语女同性恋色彩影片中，女同性恋者首先是“罪恶”的象征、其次被化解到青春的迷茫中来表达，严肃探讨的《今年夏天》和《蝴蝶》却又落入自动边缘化的处境。女同性恋作为西方激进女权主义派所倡导的维权方式以及酷儿“表演”的选择性实践的意义，在华语女同性恋色彩影片中并没有得到体现。 本文在综述的同时，还将对代表性影片进行细读，结合影像风格、时空结构等电影艺术本身的特性，来剖析内化于文化结构深层中的异性恋父权思维在影片的呈现。具体分为五个部分：在序言中对女同性恋的理论阐述和华语同性恋电影进行梳理；第一章结合地域文化，对华语女同性恋色彩影片的历史做出简要的分析；第二章从认同的角度入手，在社会、个体以及叙事层面来解析华语女同性恋色彩影片中女同性恋者的形象和身份；第三章运用酷儿理论，从性别、性向和性欲望的呈现这三个方面再次读解。结语部分则将华语女同性恋色彩影片放到西方语境下定位，在异质的文化参照下简论这些影片的成就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