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用“民族志”研究方法进行的一次有关传播社会学研究的尝试。以位于中国云南省西北部的独龙族主要聚居地——独龙江作为研究个案，通过作者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结合相关研究资料，对“中国社会转型期大众传播媒介在少数民族地区所扮演的角色”这样一个问题从一个方面进行了回答。 全文共分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里，主要是对几个基本问题的回答，即本文要回答什么问题，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地方进行研究，以及这一研究地点的区位与背景介绍。 第二部分是本文的核心，围绕“权力的媒介网络”这样一个操作性概念进行分析，首先介绍了这样一个网络如何形成，以及这一网络形成之后所改变着的当地社会关系。在这一部分里，作者借用了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象征资本”概念对由电视建构的乡村社会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其次，作者使用了另一个分析概念——“接近式同情”，从传播接受者的角度展开分析，包括“看与不看”、“看懂与看不懂”、“认同与不认同”等几个方面，并对当地人对电视的解读模式(或称“阐释模式”)进行了简单的归纳。继而，文章对以电视为主的现代传播媒介所带来传媒文化与当地原有的地域文化(主要是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已经半固化了的西方宗教文化)存在着的张力问题，也作了相应的回答。这种张力，作者把它归纳为一种“象征性冲突”。本文从语言以及时空观念等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 在第三部分里，一方面是对前面分析过的内容作进一步的总结，同时也具有一种“画外音”的意义。由于电视的到来，在改变着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在重新建构着一种新型的“中心与边缘”、“自我、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文章对这些问题也作了简要的回答。另外，本文的分析始终是在一种传播社会学的话语中展开的，作者对这方面的问题也做了简要的论述。 正如本文的标题表明的，本文是阐释而非求证。文章中很多的叙述性文字所力求的是一种“深描”的效果，这方面，也是本文的一种研究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