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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杰出学者,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是同办报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百余年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将,梁启超在政治上可以说是失败的,但在中国新闻史上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亲手创办和积极支持的报刊有十七种,撰述的文字有一千五百万言。他的独具魅力的报刊文字令人倾倒,他的新颖而深刻的新闻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新闻人,他是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开山之祖。 一、梁启超的办报活动简介 1895年,梁启超参与《万国公报》、《中外纪闻》的工作。1896年主持《时务报》,后又主办《清议报》(1899)、《新民丛报》(1902),对政府予以激烈的攻击,介绍西方学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07年起担任《政论》、《国风报》的总撰述,对立宪活动和宪政派给予理论上的指导。1915年主持《大中华》杂志,1920年主持《改造》杂志,主张用学术改造中国。梁启超27年的办报实践,使他成长为一个政治明星和著名学者,也成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重要环节。 二、梁启超报刊活动的传播效果分析 在不同时期的报刊传播活动中,梁启超通过对宣传报道内容的不同选择,形成了不同的“议程”,而这“议程”又影响了受众,从而导致社会舆论的形成,进一步对社会变革带来了影响。 (一)戊戌变法时期(1895-1898年),鼓吹变法维新成为梁启超报刊传播活动主要“议程”,促进了变法维新舆论的形成,加快了维新变法的进程,并直接促成了1898年光绪帝定国是诏,实行维新变法。 (二)1898年至1903年,批评封建专制主义,鼓吹破坏主义乃至革命排满,成为梁启超报刊传播活动的主要“议程”。在这期间,梁启超在《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公开抨击清政府的文章。发文之多、认识之深与宣传之力,皆居同时代人之首。这对于20世纪初中国民主革命风潮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启导开拓作用。 (三)1903年后到辛亥革命时期,梁启超放弃排满共和论而重尚君主立宪主张。通过一系列的报刊传播活动,他使君主立宪成为受众共同关注的“议程”。应该说,20世纪初中国立宪思潮的形成与出现,及清廷于1906年9月被迫宣布开始预备立宪的官制改革,包括后来的国会请愿斗争都与梁启超大力宣传鼓吹君宪理论所起的作用分不开。 另外,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梁启超的办报宣传活动,正是做了批判封建专制以孤立清廷,宣传民主共和以唤醒国民等方面的舆论工作,这对促使辛亥革命高潮之尽快到来,起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他在以舆论之剑协助革命派击倒清廷方面出了大力。 (四)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成为梁启超报刊传播活动中最为大众所响应的“议程”。通过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袁世凯之解剖》等一系列文章,使反对袁世凯复辟成为社会的舆论,帮助更多的中外人士认清袁的为人,丢掉对袁的幻想,对动员各种力量最终迫袁退位,起了巨大的作用。 三、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及其嬗变的轨迹 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新闻理论集大成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在报刊的功能、报刊的党派性、新闻舆论监督和新闻自由等方面,都有比较系统的论述,构成了其先进新颖的新闻思想体系。 在报刊功能观上,梁启超提出了报刊具有“去塞求通”和“耳目喉舌”的功能。1902年以后,梁启超吸收西方民主政治的元素,第一个提出了报刊“向导国民”、“监督政府”两大天职说。 在报刊编辑思想上,梁启超提出了“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速而确”四方面要求。在编辑业务思想上,梁启超提出,办报要注意版面条理清楚,大胆改革报刊版式编排,尽可能地运用最新最合理的编排方式,不能拘泥于陈旧的做法。 梁启超认为报刊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党派性,将所办之报刊称为“党报”,指出它是本阶级政党重要的舆论阵地和宣传机关,把它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用来从事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但与此同时,梁启超又多次宣称要办一国之报,这实际上是与他自己提出的报纸的党派性相矛盾的,这样做实质上是妄图以其全国性来掩盖其党性。 梁启超也是我国首次提出新闻监督思想概念的人。首先梁启超提出监督政府的必要性,并总结了新闻舆论监督的方式、方法。指出监督的方式分为三类,即法律上之监督、宗教上之监督、名誉上之监督。监督政府不是要反对政府,更不是要推翻政府,而是将政府置于公众舆论的监督之下,使政府更好地履行自己为民众服务的职责。其次,梁启超提出了实行新闻舆论监督的必要条件,即“五本”、“八德”。此外,针对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梁启超还具体提出了实行新闻监督的对象,号召报刊要对高级乞丐、高级强盗、高级流氓以及高级废物四类人展开总攻击。 追求自由主义是梁启超一直的新闻理想,他的关于新闻自由的言论超越了前人,不仅明确提出了“言论自由”的概念,而且开始对新闻自由的价值合理性进行阐释。他提出实现新闻自由的前提条件是报馆的职能独立,经济独立则是言论自由的前提。 总结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可以发现其有一个明显的嬗变轨迹。一是从早期的传统的报史观到资产阶级报史观乃至超阶级的空想主义史观的转变;二从“去塞求通、耳目喉舌”到“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转变;三对报刊体例的认识从最初的强调政论到后来论说与纪事并重。这一思想的嬗变轨迹既与他的政治追求、哲学思想、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有关,又与他的办报、游学考察经历相关联,同时还彰显了那个动荡的时代发展的脉络和特点,反映了他个人在新闻事业上的不断探索,以及在新闻思想上的丰富与完善。 在中国报业很不发达、新闻理论落后的社会大环境中,梁启超凭着一腔爱国的情怀,努力在黑暗中摸索、探求救国的真理,在追求自己政治理想的同时,形成了相对完善、成熟的新闻思想,对于中国的进步发展以及新闻理论的完善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一些重要新闻理论直到今天还散发着迷人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