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对其涵义的理解也是见仁见智,各有千秋。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学者文人们都以“人文精神”为平台,表达了他们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和关注,凝聚了其对“人之为人”特性的思索和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自90年代发生的“人文精神”讨论至今,不断有人就此话题撰文著述,发表见解,使得那场讨论掷地有声,且回音缭绕。本文的主要内容是对当年讨论中涉及的诸论题的回顾和反思,是众多前辈热情而真诚的人文关怀带给我的心灵撞击之音。众所周知,建国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知识分子走出独语状态而就某一问题发生激烈争论的状况并不多见。惟其如此,这场讨论也就愈显珍贵和发人深思。本文从社会的巨大转变带给人们的困惑和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良知和自省等原因着手,分析了讨论发生的原因和时代背景。面对随处可见的媚俗文学和日趋平庸通俗的大众文化,面对人文学术界的长期低迷徘徊和人文学者自身的精神状况,面对价值理性的萎缩和工具理性的急剧膨胀,面对环境的恶化,面对人情的淡漠……知识分子在困惑不满的同时也开始反省自身,他们深刻感到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承担些什么,他们应该为社会做些什么,而当今的种种让人不满的景况于他们自己也是难逃其责的,于是便有了轰轰烈烈的“人文精神”讨论。由于讨论是以对话的形式进行的,热情满怀的同时又妨碍了对问题的深入探讨,所以本文在第二部分对“人文精神”讨论涉及的诸问题进行了具体而微的回顾和反思。首先是对“人文精神”概念的界定。本文在对众多学者表述的人文精神做了系统的总结、归纳和对其进行词源考证之后,认为人文精神首先是一种彰显了人之为人的人性精神。它以人性中的善为其核心意义,在此维度上囊括了提升、完善人性的文化精神(此中包括了知识分子精神及其精神结晶),及一系列对人之为人特性(如理性、尊严、仁爱、自由等)的形而上的关注和思索。其次,对“人文精神”危机的具体表现和形态及其本质进行了分析和论证。讨论中学者们所感受到的危机主要有:文学危机、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大众文化的日益高涨。随着海子、顾城的相继自杀,90年代被称为诗歌的死亡时代,而不少又随之发出“文学死了”的呼声。尼采说:“上帝死了”。福柯宣称:“人死了。”不光是文学陷入危机状况,整个文化界乃至整个世界都仿佛被层层乌云所笼罩。所以,人文精神危机实则是人性的危机、人性的堕落,是人的天性中恶的张扬,善的萎缩,是物性上涨淹没了诗性。而整个工商业社会的大背景只是其外因和诱因。论文的第三部分是对回顾与反思“人文精神”讨论的意义的阐述,更是对“人文精神”这一富有生命力的论题的意义的展望。人文精神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制衡性与超越性上:有人之特性对动物本能的制衡与超越,诗性对物性的制衡与超越,善对恶的制衡与超越,爱对欲的制衡与超越,“自由意志”对“生存意志”的制衡与超越等。最后的结语部分是对生命不止、奔腾不息的人文精神的感言。人文精神将永存于人类追求真善美的天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