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引进的FDI在空间和行业分布上有一些明显特征：空间分布上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FDI来源地源于东亚、北美和西欧的少数国家和地区,产业分布上主要集中于二产的少数行业。空间分布是集聚抑或分散,需要测度,而不同集聚类型需选择合适集聚指数。利用全局和局部Moran指数和Getis指数测度中国FDI的空间相关性,发现FDI的空间集聚模式倾向于高-高和低-低型。利用EG指数测度FDI在产业层面的集聚,发现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产业集聚程度都在提高,但外资企业高度集聚的行业与内资企业高度集聚的行业有明显不同。如果将外资企业细分为污染密集型和非污染密集型两种类型,则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外企要比非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外企其集聚程度要高,且污染密集型行业外企的集聚程度的提升明显快于非污染密集型行业外企集聚程度的提升。这里的一大原因在于污染密集型外企的集聚类型在从低度、中度集聚向高度集聚转移。和FDI集聚的此类特征事实并存的是地方政府对FDI的竞争。若分阶段考察FDI之地方竞争,便会发现,不同阶段地方政府竞争FDI的政策工具亦不同,过去30多年以来地区间这方面的竞争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剧的。这些特征事实的一大寓意是：不断强化的FDI地区间竞争,可能是影响FDI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其中关于地方政府竞争FDI之手段,聚焦最多的是地方财政政策和环境规制。已有研究大都将FDI财政竞争和FDI环境规制竞争视为不同的竞争方式,而缺乏一种综合视野。此外,现有关于FDI地区间竞争的研究大多忽略了集聚经济对地方政府竞争策略的影响。考虑到集聚经济因素,则不难想到,那些已经有了大量FDI企业集聚的地区,可以利用集聚经济吸引外资,而那些鲜有FDI集聚的地区,则只能更加依赖于地方政府政策优惠。这样,在FDI之空间分布中,至少存在着两种影响因素：地方政府竞争和集聚经济落差。本文主旨,就在于以一种综合视野,同时考虑集聚经济、地方政府政策竞争和FDI空间分布的互动联系,理出相应机理并予以模型刻画,同时引入中国数据予以实证检验。其中地方政府政策竞争主要考虑两方面政策,分别为面向FDI的财政税收政策和环境规制。理论上,本文构建了一个模型,用以刻画集聚经济、地区FDI竞争政策策略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型以地方政府永续存在和FDI因折旧而非永续的两期假定为出发点,由此引出地方政府须不断参与对FDI的竞争。进而引入已有FDI之集聚经济优势,地方政府的政策等变量。模型基本情景是：当期的集聚经济优势会影响当期的政策优惠大小,而当期的政策优惠大小又会影响到下一期集聚经济是继续保持或丧失,集聚经济和政策优惠就形成了一种无穷反复的交互互动。由此可以采用马尔可夫完美均衡方法来处理这个无限期动态博弈。首先,忽略区位差异,采用同质区域假定,分析发现：所有其他保持一致,拥有集聚经济的地区相比没有集聚经济的地区,可以对外资课征更高税率,同时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其次,通过将区位优势和集聚经济统合成总体竞争优势,将区位差异纳入。研究揭示：总体竞争优势较大的地区可以对外资课征更高税率,或者给予更少的政策优惠；如果区位优势保持不变,集聚经济的变化将会加剧或者弱化地区之间的FDI竞争。实证方面,考虑到集聚经济和地方政府策略工具之间的互动,引入了这两者的交互项,规避了以往实证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偏误问题,所得结论更具稳健性。同时考虑到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策略互动以及集聚经济、市场潜能等可能存在的空间效应,采用了空间面板的计量模型设定。实证分三大块两个层面展开：(1)关于地区间FDI税收竞争的存在及其空间互动的实证研究；(2)分别基于省际和地级市层级的集聚经济和地区间FDI税收竞争的实证研究；(3)集聚经济和地区间FDI环境规制竞争的实证研究。估计结果显示：(1)各地区相互之间确实在进行策略互补型的FDI税收竞争；(2)集聚经济在中国东部地区吸引FDI的效应更加明显,对外企征收的平均税率也比中西部要高；(3)税收仍然是吸引FDI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其重要性趋于减弱。中西部地区的FDI对税率更为敏感,而劳工成本和交通状况改善对FDI的吸引作用在中西部也更为明显；(4)集聚经济的存在削弱了地区间的FDI税收竞争；(5)环境规制强度对东部地区的非污染密集型外企以及对中西部地区的污染密集型外企的作用较明显,东部地区的非污染密集型外企偏好于更严格的环境规制,而中西部地区的污染密集型外企则偏好于更宽松的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的非污染密集型外企来说,集聚经济削弱了对外企的环境规制竞争。而对中西部地区的污染密集型外企来说,集聚经济也削弱了对外企的环境规制竞争。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在吸引FDI上已经处于不同的阶段,政策建议是：(1)中国东部地区应该在加强制度建设、提升软环境上用力,不宜再进行粗放型的税价竞争,甚至可以通过减少税收优惠形成筛选机制,来提升FDI的引资质量；(2)中国中西部地区则可以在加强基础建设和继续保持相对较低工资上着力,以此来承接东部转移过来的FDI。这样整个中国可以实现对FDI从高到低的不同层次不同梯度的充分利用；(3)由于环境规制提供了一个筛选机制,更严格的环境规制将吸引到非污染密集型外企,而相对宽松的环境规制则会吸引到污染密集型外企。一个地区如果既想吸引外资发展经济又要控制环境污染,也许可以选择强化环境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