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连续的社会主义政治改革为我国城市社区的社会管理提供了新的方案和前进的动力。在城市社区管理中,适度的干预机制和适宜的自治手段是有效且必要的。在西方政治社会学和中国社区研究中,对社会生成过程和社会整合机制的分析结果认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逐渐复杂,国家和社会成为相对独立的群体,存在权力上的矛盾。因此我国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长期推崇以社区自治为主的社会管理形式,但在市民眼中这种开放化的管理模式受到国家权力的潜在干涉和影响,或者说并没有达成所谓的“自治”本质,而仅仅是诸多表象掩饰下的形式。同时我们又清楚的看到中国社会的现状是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效果已经备受关注,这就必然需要政治上给予特定的干预,另外在国家体制性质的强制约束下,国家必须朝着符合中国社会状态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因此国家必须以授权的方式来控制社会形态进步的趋势。本文以国家-社会关系为理论框架并通过案例,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以自治为张本的社区体制重构以及自治到他治的演化逻辑和背景。通过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厘清案例社区的自治政策和实践过程,寻找国家权力在基层社区民主自治渗入的契机和路径。研究发现,社区居民参与的缺失是国家权力向社区渗入的契机,社区干部选举过程的介入、财政的控制以及事务的参与共管是国家在社区居民自治过程中实施隐形干预和柔性控制的策略和手段。资源匮乏和体制依赖可构成对目前社区居民自治与国家权力关系的解释框架。目前基层民主存在自治与他治的张力以及国家权力和社区自治的悖论和弥合,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范式在应用于中国研究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缺乏在中国缺乏市民社会发育的生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