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文及擅长撰写应用文的作家往往被排除在现代文学史视域之外，其实这是古代文学研究中可以开拓的学术领域。本文首次以唐代号称“大手笔”的作家为线索，考察其应用文写作成就及对唐代文坛的影响，力求将这些作家置于唐代文学发展史中挖掘其文学史意义。　　 绪论部分：概述唐前应用文发展的流变，指出应用文(包括行政公文和碑志册颂等应用性文字)是唐代杂文学观视野下不可或缺的文学组成部分。对“大手笔”一词的来源、涵义及其衍变进行考论，分析被冠之以“大手笔”称号的文章家要求一种极高的综合素质，确认本文重点研究的9位“大手笔”作家。　　 第一章：研究初唐百年绮靡骈俪文风的演变，重点探讨4位作家。典雅而宏赡、华美而善论分别是颜师古和岑文本文章的主要特点，二人继承陈、隋绮丽风气的同时，亦受到唐初矫正六朝文风的影响，出现一些文质斌斌的作品。贞观以后，文风的发展并没有按照革新一路发展下去，而是对六朝风尚变本加厉的追袭。以崔融、李峤为代表的“大手笔”作家，其颂体文因袭六朝绮靡华赡的风气，就文章的内容而言，徇功称美、颂德称奖的华而不实之辞大行其道，缺乏政教意义与真情实感的流露。但二人的奏议文为其文章增添了一种实在与亮色。以文学成就而言，崔融较李峤略胜一筹。　　 第二章：研究唐代“大手笔”作家中最负盛名的张说与苏颞，二人为盛唐一代文章圣手，并称“燕、许大手笔”。“纪述事业，润色王道”为其应用文创作的主要内容，“崇雅黜浮，气益雄浑”是其应用文写作之艺术风貌，二人使实用性很强的骈体公牍文字趋向自然质朴化，且有一种浑融的气势注入其中，他们在唐文发展史上的过渡革新作用不容忽视。张说的碑志类文字突出，文章的散体化程度高，苏颞则更擅长制敕类文字，骚体与三字句成分多。张说气盛文奇等特点使其文章更为卓著，被人称为“唐骈文之盛轨”，苏颋的文学成就特别是他的文学影响力是不能与张说相提并论的。　　 第三章：研究走向经世致用的常衮与李吉甫。安史之乱后，唐人中兴意识突出，儒家原始哲学中的经世致用理念得到广泛的应用。在相对岑寂的大历文坛，常衮是此期文章家中的亮点，以往无论在政治还是在文学上都不够重视他，本文首次尝试分析其文学史地位。常衮文采赡蔚，长于应用，其制表文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和认识价值，其制诏体和墓志文均有新变，其命官制文体现出既符合传统的儒家轨范，又有实际的吏事能力，同时富于辞章文采的综合取向，代表了新“文儒”的兴起与转型。李吉甫是此期另一位“大手笔”作家，其经世用心亦体现在其应用文写作中。　　 第四章：研究以文章治天下的李德裕。李德裕是晚唐当之无愧的“大手笔”作家，会昌主政时期所写的制诏奏议是其文治武功的记录。他以文章德绥北狄、智平泽潞，平生精于《左传》、《汉书》，为相则学以致用。其制诏奏议气势恢宏，句语坦明，词情恳切，简严中能尽事理，实现了经世致用与文采斐然的和谐统一。德裕的“论”体文，借史论杂文叙平生之志，一事一议，富于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第五章：综论诸“大手笔”作家对唐代文坛所产生的影响。唐代每一次思想秩序的重建与复振，都与“大手笔”作家的文学与政治活动紧密相联，他们的应用文有一定的复古倾向，表现出对古典主义的复归。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有修史的经历，这对其应用文写作亦发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大手笔”作家的应用文写作有助于我们理解唐代骈体文发展的脉络，对传统的“唐文三变”说增添新的认识。作为文坛宗主与朝廷重臣的双重身份，诸“大手笔”作家引导、参与了宫廷文坛奉和应制的一次又一次创作高潮(特别是武后、中宗时期与玄宗开元时期达到顶峰)，加上他们对后辈文士的奖掖、与当时文人的交游以及对文人文风的品评，共同确立了他们的文学范式地位。　　 余论部分：以历代唐文选本为切入点初步探讨唐代“大手笔”作家在后世的接受及其文学声名消解的原因。附录部分：充分吸收现代补遗与考辨成果，力求将唐代每位“大手笔”作家的文章于各本的著录情况汇集一处，对其中真伪有疑义或后人著录有误者进行辨正，使整个研究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