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疆域辽阔的单一制国家,仅依靠国家法律规范无法完成社会治理这一系统工程。为进一步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满足各地治理的实际需要,2015年《立法法》修改,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地方立法在调整事项、调整范围、“地方性”等方面与民间规范存在诸多重合关联之处,同时,二者作为在同一社会场域中发挥作用的行为规范,也必然存在冲突协同等多种形式的互动。因此,在推进地方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面对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关系问题,并明确二者协同的理论基础、制度机理与方法路径。本文以规则协同为视角,通过探究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规则特性、互动前提、互动机制等方面,尝试理清二者的规则关系,实现二者的规则协同,进而推动地方法治的发展。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理清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规则特性。我国学界对“民间规范”或者“民间法”尚无统一的概念界定,通过对谢晖、梁治平、龙大轩等学者对民间规范概念界定的比较,同时借助哈耶克“内部规则”的概念工具,归纳总结出民间规范具有自发性、抽象性、目的独立性三个规则特性;而通过对地方立法发展历史的回顾,则可以得出地方立法具有“外部规则”的特性,即建构性、目的性、明确性。这是探究二者规则互动的概念前提。第二部分为分析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何以发生互动。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在规则层级上分属第二、第三层级,二者调整事项存在重合。在规则特性上,二者也形成互补。民间规范是地方立法探明立法事实、突显地方特色的重要资源,地方立法则为民间规范提供效力性支撑。此外,通过回顾北宋吕氏乡约的发展历程,得以发现民间规范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被较为强势的国家建构性规则渗透,二者由此发生冲突。规则特性上的互补与冲突,决定了二者发生互动的可能性。第三部分以乡规民约为例证,论述了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发展过程中协调与冲突的两条线索,同时构建了二者的协同机制。贵州从江县乡规民约以石碑形式记载,自明清传承至今。在其发展过程中,其自治状态不断被国家法律所侵扰,最终成为国家法律的依附与统治工具。新中国成立之后,民间规范的地位经历了否定到肯定的历程。在改革开放之后,民间规范的价值重新被发掘出来,并通过吸收、转化等形式对地方立法产生影响,二者关系出现协调性互动。基于上述论述,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互动路径可以从规则内容上的协同、民间组织上的规范、规则认同的增强、法治文化上的共和等方面予以切入。第四部分论述以二元平衡的立场对待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互动关系。通过对地方立法与民间规范互动现状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对待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关系采取了一种“希克斯改进”方式,即以一种国家法律中心主义去统摄民间规范的价值,忽视民间规范的独立性与价值。改进这一方式既需要看到法治建设进程的不可逆,同时也应采取开放平衡的态度对民间规范予以定位。最终,实现两类规则协同下的法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