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是以一个“新乡土作家”的形象成名于文坛的。他的小说关注乡村的生活状态，努力发现乡村不为人知的苦难命运，他是一个乡村命运的发现者。由于他的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在乡村的现代化的发展语境下，他的写作接续了“五四”的启蒙传统。但是，作为一个农民之子，一个迄今仍然和乡村有血脉联系的作家，他对乡村的解剖不免多了体恤和深情，少了冷峻和决绝。更由于这份体恤和深情，使他从单纯的启蒙批判立场退却，反思乡村被误读、被戕害的命运。同时在生活环境的塑造下，他的理性的反思之中还渗透着一种农民式的实用心理，这些因素影响了他小说的整体风貌。 阎连科所建构的乡土世界中充斥着“鬼”的故事和神话的某种模式。“鬼”进入知识分子一贯的理性世界，反映了阎连科对作为“方案”的知识分子启蒙价值的理性的反思。神话世界的创造是阎连科表达自己对历史主义失望的一种方式。在这里，故事的时间模式具有轮回的神话叙事的特点；乡土世界也逐渐脱出了阴郁悲凉的色彩，而呈现粗砺劲朗的特色，透射出勃郁的生命活力；同时“牺牲——祭祀”的神话仪式的引入、人物塑造上对古代神话的模仿共同造成了死亡的神圣化。这些都是阎连科的乡村叙事中用来对抗悲剧命运的基本手段，这些因素反映了作者对乡村现实的无力之感，对乡村在未来世界中的悲观与失望。 在阎连科看来，乡村的悲剧，在于占据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压制与伤害，知识分子话语的漠视，也就是说，乡村的命运在于它们话语权力的缺失。努力揭开乡村生活之上的其它话语覆盖，掘进到话语的历史深层，去发掘和表现真正的乡村，是阎连科在其乡村小说中的新尝试。阎连科的乡村小说，在技术层面上的探索由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视创新为生命的作家，技术的奇峰突转使他的乡村故事得以继续，它所遮蔽的，是阎连科小说主题的雷同和思维方式的单一，是他在乡村现实困境面前的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