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个时期所编撰的为数不多的史书中,有可观的少数民族史记载,而这些记载包含着作者对东汉民族及民族问题的认识,对民族史及民族关系的反思,以及对处理民族问题、制定民族政策的主张,为研究少数民族史及少数民族史学奠定了基础。本文以《汉书》为对象,对于其民族史撰述与民族思想进行考察。　　 从《汉书》的民族史撰述方面看,班固继承了《史记》的民族史撰述成果,并进行了续编补充,纠正了《史记》的一些讹误,将少数民族史专传集中放在全书比较靠后的位置,体现了班固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民族史编撰思想。《汉书》中的民族史专传与其他纪传表志中的民族史资料结合起来看,相互补充,相互照应,相互连接,珠联璧合融会为一体,构成为比较完整的西汉民族史。　　 班固的民族思想,主要体现在夷夏同源共祖的民族起源思想,“夷夏有别”和“用夏变夷”的夷夏之辨思想,“夷夏一体”的民族一统思想,其中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保守的因素。　　 《汉书》的民族史撰述与民族思想对《汉纪》、《风俗通义》的影响很大。对于《汉纪》而言,《汉书》是《汉纪》民族史撰述资料的主要来源,又是《汉纪》民族思想资料的来源,直接影响了《汉纪》的民族史撰述与民族思想,《汉纪》在继承《汉书》的民族史撰述与民族思想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补充与发展。而《风俗通义》中的对于四夷的记述,对于越族、蛮族、羌族等族起源的撰述,体现了蛮夷羌越等族与华夏族同源共祖的思想,无疑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汉书》民族起源思想的影响。　　 《汉书》中的民族史撰述思想和民族思想,上承司马迁的《史记》而有所发展,完善了西汉的民族史撰述,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民族思想,下启《汉纪》、《风俗通义》等史籍中的民族史撰述及民族思想,并被后人有所发展,进而影响了后世史学家的民族史撰述与民族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