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讽寓论争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各界学者在回应《诗经》讽寓问题时采取的不同方法,体现了中西文化交流不同阶段的不同研究取向。但“《诗经》是不是讽寓”的问题仍未获得解决,因而,本文将从结构特征和意义生成动力两个角度,考察《诗经》阐释和讽寓的异同点,以期进一步回答“《诗经》是不是讽寓的”的问题。由于汉学家在展开《诗经》讽寓论争时,普遍以《关雎》作为研究切入点,又考虑到传统《诗经》阐释中,围绕《关雎》的阐释通常代表了《诗经》阐释的整体模式。故而,本文在探究《诗经》阐释时,将以《关雎》作为文本立足点,以此辐射《诗经》阐释整体。第一章主要从比较诗学的立场重新考察围绕在《诗经》讽寓问题上的论争。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争观点进行系谱性梳理的同时,围绕观点中呈现的中西文化交流范式,进行评析。反思“《诗经》是不是讽寓”这一问题中,汉学家建构的“可比”和“不可比”的模式,分析其中的合理性以及被遮蔽的问题,以展开对于这一比较诗学案例的再考察。第二章围绕《诗大序》阐释特征和讽寓的特征,分析二者具有的同形结构。首先,从《诗大序》的阐释特征“风”切入,理解《诗大序》所实现的规范性阅读中的阐释特征。接着,将讽寓和隐喻、象征等概念进行对比辨析,并结合寓意解经法阐释实践,以明确讽寓阐释中言此意彼的多元阐释特征。最后,将《诗大序》的阐释特征与讽寓进行比较,指出二者在言此意彼的阐释模式及其效果层面所具有的同形结构,并指出二者进行对话的限度,从阐释结构的角度初步回应“《诗经》是不是讽寓”的问题。第三章从不稳定的讽寓阐释和《关雎》阐释史入手,分析二者意义生成机制的异同。首先,围绕《雅歌》讽寓阐释不稳定性,结合拉比阿基巴和奥利金的讽寓阐释实践,理解寓意解经法的意义生成机制。接着,简要梳理不稳定的《关雎》阐释史,指出《关雎》意义不断生成的动力。最后,总结二者在意义生成动力上存在的相似结构,从阐释意义生成动力的角度进一步回应“《诗经》是不是讽寓”的问题。通过从阐释结构和意义生成动力两个角度展开,分析讽寓和《关雎》阐释在这两个角度上进行对话的限度和可能,可以加深对讽寓和《诗经》阐释特征的认识,拓展《诗经》讽寓问题的研究视野带来的双向观察,化解原本问题中预设的非此即彼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