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集中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儒家最重要的一部经典著作，被誉为“东方圣经”。在当前国学热的背景下，大众渴望阅读国学经典著作，对《论语》更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文字语言水平的限制，普通人阅读古人的注本诚然有些困难。因此，各种《论语》的现代注本、选本、白话本，在市场需求的大潮推动下，层出不穷、琳琅满目，然而要找到一本能够帮助大众全面正确地了解、认识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论语》注本，却又不禁让人望书兴叹。它们要么是吸引人眼球的戏说，歪曲庸俗化了《论语》；要么就是学者式的“深挖”“引申”，复杂繁琐的解读让人望而生畏。即如杨伯峻教授的《论语译注》，虽在字词解释白话翻译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然而仍有一些错误遗漏之处，特别是缺乏对《论语》的义理讲解，不能让人系统准确地把握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著名文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在字词注释、句篇翻译、义理疏通各方面，都堪称现代《论语》译注的典范。然而由于某些政治原因，钱先生的著作在大陆迟迟不能出版，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政治松动，才有钱先生的个别单本著作得以面世。因此对钱先生各种论著的阅读普及和学术研究都相对滞后，《论语新解》也在所难免，没有在大众中得到应有的传播。钱穆先生一生的治学思想，其核心就是义理、考据和辞章的统一，他在新时代的条件下，对三者做了演变和深化，赋予了其和桐城派古文理论不同的内涵和意蕴，使其从一种作文的章法结构要求，变成了研治文史的学术方法。钱穆先生在《漫谈〈论语新解〉》一文中，称“我写《新解》虽说是义理考据辞章三方兼顾，主要自以解释义理为重”。本文拟以钱先生的《论语新解》为研究重点，从他的义理考据辞章三个方面入手，对该书作一深入系统之研究，同时也兼及钱先生一生的《论语》和孔学研究，《论语新解》的注释特色和不足之处、以及该书在论语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