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考察的是“中国现代谍战叙事”,主要是对20世纪现代至当代文学中涉猎谍战题材、讲述间谍故事、塑造间谍形象的叙述文本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包括谍战叙事的发生、发展及艺术特征。在历史阶段上,它主要涉及对20世纪民国30至40年代、建国后至80年代和新世纪的谍战叙事研究。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谍战叙事皆有鲜明的时代差异性特征,显示出背后的政治和文化的意识形态特质。因此,本论文的主要内容是考察三个不同历史时期谍战叙事的真实现象图景,展现其在80年历史中的艺术表现,为当前和以后的创作提供有价值的启发和借鉴。这也是本论文的主要目的。第一章阐述了谍文化,包括谍的起源、特征、精神资源和文化内涵。我国的谍最早起源于夏朝,是政治和军事斗争的产物,具有独特的功能性特征和行为性特征。谍文化从兵家、儒家和侠文化中汲取了一些思想传统,成为一种重要和文化观念,构成了我国现代谍战叙事的审美意蕴空间,成为研究新文学的新视角。第二章主要是论述我国现代谍战叙事的发生及流变。现代谍战小说发端于民国30年代初期以张恨水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创作的“国难小说”,并在民国40年代走向成熟和繁荣。它是民族救亡的战争环境和民国通俗小说艺术共同催生的产物。因此在政治意识形态特征上它显示出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根源于作家主体的民族主义情结和启蒙观念。它也显示出鲜明的战争特性,在文化意识形态特征上它具有以休闲消遣为宗旨的娱乐性。在叙事内容构成上建国三十年的红色谍战叙事包括“大叙事”和“小叙事”两种成分。大叙事就是历史的宏大叙述,指向了对历史的逻辑性认知和规律性揭示,显现为一套经典的情节叙事模式。小叙事就是一系列惊险的事件或者是日常生活场景,是小说艺术魅力的重要来源。大叙事和小叙事都是当下的元历史体验。在人物塑造上红色谍战叙事遵循类型美学规范,塑造了大量类型化的形象。这是二元对立的政治和文化结构模式造成的,也是革命英雄主义美学原则影响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谍战叙事经历了从意识形态宣传向新娱乐性的蜕变。它延续了建国十七年文艺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和策略,实质是两种价值观和两条道路的尖锐对抗。它仍然是传统的政治和文化层面的二元对立结构模式的显现。同时,这个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出现松动和分化的迹象,表现在题材、人物角色上显现出新娱乐性,并汲取某些时尚元素以增强观赏性。新世纪反特电视剧在整体上实现了对反特类型剧的叙事超越,表现为以家庭伦理情感冲淡强烈的阶级意志和情感,以生活化的情感副线来助推反特情节的发展,以平民视点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包括在侦察英雄或公安、女特务和男特务的塑造上均实现了突破。第三章论述现代谍战叙事的传奇叙述。本文分析了“传奇”的叙事学内涵,认为以惊险奇巧的情节铺设形式来讲述奇情异事的叙事行为就是传奇。在内容上传奇表现为宏大景观与微观个体的扭结、单向度与多向度的人物形象塑造和多重而复杂的情欲纠葛三个方面,并显现出时代差异。在传奇化叙事策略上本篇主要论述了扣人心魄的悬疑、交互生辉的多类型冲突、时间和空间的组合变化三个方面。第四章阐述的是我国谍战叙事中的身体叙述。本文首先分析了不同历史阶段的谍战叙事文本中的女性身体。民国时期女性身体显示出解放内涵,是自由化的身体。建国后至80年代,女性身体是政治化的身体,反特片中的女性身体尤其是女特务最为典型。新世纪的女性身体作为商品化和娱乐化的重要载体和对象被过度刻写,是被消费的身体。建国后至80年代的女性身体与新世纪的女性身体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特征,前者是受到禁欲主义的规约而不能真实地展示自身的性别态身体,包括红色女性和黑色女性两类身体,后者是受到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规约的被消费的性别态身体。女性身体受到了来自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力量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话语的隐秘操控而丧失了主体性。红色谍战叙事中的男性身体的存在方式是暴力性的展示方式,即被刑罚和被杀戮两种特殊情势下的男性身体。对男性身体的酷刑和杀戮的展示包含了鲜明的道德和政治理性的审判意义,具有深刻的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在政治的功能上,它是国家意志和政党力量及野蛮主义合法化的强力表达；在文化的功能上,它是英雄主义的审美标签；在消费的功能上,它是人的感官欲望消费的极大满足。男性身体同样丧失了主体性。第五章阐述了二十一世纪谍战剧的浪漫化叙述。新世纪最初十年谍战剧的热播是一种重要社会现象,更是一种重要的美学现象。在文化的审美层面,谍战剧的浪漫精神取向深度契合了公民社会文化的和政治的双重浪漫审美需求,这是谍战剧一度流行的内在原因。其主要的特征和方式便是“浪漫化”。浪漫化具体表现为强烈的理想主义和乐观精神,显现为信仰的力量和英雄的塑造。这类文化的浪漫审美倾向还体现在神秘性体验之中,具体表现为悬疑的设置和惊悚事件及场景的设置以及体验效果之中。在成因上谍战叙事的浪漫精神取向是基于新“神话”的规定、是基于文化孤独个体的心理需求、也是基于世俗审美的需要,特别是当前谍战剧的言情化和武侠化泛滥倾向,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