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秉是一位典型的明遗民史家，自号“竹坞遗民”，坚持不仕二姓。易代后来自新朝的巨大压力，也未曾动摇他对文氏忠义家风的传承。文秉后半生以“忠良后裔”自诩，正是来源于他对家风的传承与坚守。正是由于这份执着，才造就了文秉的遗民风骨。他在易代之际选择慷慨赴死，只为不辱先人，成为其遗民风骨的最佳诠释。而文秉的史学与其遗民风骨密不可分，遗民风骨塑造着文秉独特的史学风貌:秉持忠义激励着他“著史存明”，宣泄自己的“故国之思”与“明亡之恨”;不忘复兴鞭策着他表彰忠义、挞伐奸邪于史册，力图“以史经世”。“忠义春秋”是文秉史学的主要特点。　　明清鼎革，造就了一大批遗民史家，兴起了独具特色的遗民史学。作为遗民史家的一员，文秉的史学带有浓厚的时代特点与群体特征。他以明王朝及其后继者为主要书写对象，力倡尊明主旨，展现遗民立场;他注重采择易代之际的史料，以当代人写当代史，注重兴亡得失的探讨，弘扬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他注重尊君，力主“君圣而臣不贤”之说，对明季社会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的史著成于一人，得以驰骋议论，自成一家，多体并用，体例灵活，充分展现了遗民史学的活力。不过，文秉对明清易代的历史思考主要着眼于以帝王为中心的政治精英，立论的基础主要在于道德层面的忠义与奸佞、君子与小人，仍未能脱出传统史论的窠臼。就此而言，遗民风骨与忠义大防倒成了文秉史学的一个束缚，使他很难突破自我。这恐怕是明清之际众多遗民史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本文第一、二章立足于文秉传世文献资料，力图梳理与总结出他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具有的历史编纂思想，进一步揭示文秉史学的遗民特征。第三章选取文秉史书中对易代的观察与思考的三个方面，通过与其他遗民的思考相互比照，归纳与总结出文秉自身的“明亡之思”，以深化与阐述文秉的史学思想。最后一章，将文秉史学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中，通过分析身份认同对文秉易代之际选择的重要影响，以及探讨文秉史学的遗民特色，进而反映出这时期遗民史学的普遍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