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通常作为经济资源配置的手段,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分配到最有效的地方,从而使得经济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发展。在经济体系中,金融还起到了交易媒介、分散风险、减小公司治理成本等作用。如今金融也早已从传统的交易活动中衍生出了丰富的形式与内涵,但究其本质还是一种将未来的收入变现的方式(陈志武),并且其本身也并未创造价值。联安集团在2014年发布了《全球财富报告(第六版)》,据统计显示2014年全球净金融资产迈向了100万亿欧元的台阶,金融的发展水平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经济繁荣的标杆之一,围绕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展开的一系列问题也一直备受瞩目,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而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金融市场正在逐步壮大,因此处理好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对社会主义建设很有必要。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发展水平不均衡,所以区域研究很有必要性。而长江三角洲地区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其金融发展程度在全国范围内属于前列,区域协同发展差距也比较小。因此,探讨区域性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更具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特别地,对长三角地区该问题的分析研究比对中国整体区域研究更加具有典型性。本文首先通过总结已有相关文献的观点和方法,在其基础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并提出了相关的进方法,进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阐述。文本将对金融发展从其资产数量规模和资产结构效率两个方面入手,探究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中,将使用变量金融相关率(FIR)这一变量来表示金融资产规模,以及变量金融中介效率(FEA)来表示金融的结构。变量中除了主要的金融发展变量和经济增长变量(GDP)以外,还将加入社会资本存量(K)、人力资本(L)和进出口总额(EX)三个对经济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在实证分析部分,文本将采用的模型为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VAR),VAR是基于数据本身的统计性质而建立起来的,以多方程联立的形式,研究每一个内生变量对全部变量的滞后项的方程关系式,进而探讨其波动影响。VAR模型大多用于分析随机扰动对系统的动态冲击,并试图分析这种冲击的正负大小强弱和持续时间,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做出合理的预测。因此,本文将把VAR模型作为研究分析变量间关联机制的模型基础,分别依次通过平稳性的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方差分解等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地区的金融和经济等变量进行全面地研究与分析。文章首先将以长三角地区作为一个研究整体,研究探讨其总体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这样从“面”的角度对问题进行分析;然后,再分别对江苏省和浙江省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通过对比来形成“线”的层面比较,论述“江苏发展”和“浙江发展”模式在金融发展上的不同;最后,文章通过考察长三角地区各个城市的金融和经济在地理空间上的溢出效应,形成了“点”层面的研究,探讨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在空间上影响效应。这样文章形成了一个“面、线、点”的研究结构,不仅对地区总体的情况进行了研究,还考察了区域内各个城市的空间互动作用,从而对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与阐述。通过检验,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长三角地区总体金融资产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并且两者为双向格兰杰因果原因,但是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明显,且显示经济发展只是金融结构的单向原因。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长三角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还处于比较初级阶段,该阶段的发展特征为经济的增长依靠的是金融量的扩张,金融资产规模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反过来,经济的增长也将对金融资产规模量的积累以及金融结构的促进和优化。在横向对比中,两省地区和长三角地区总体的结果大致相同,金融资产规模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比较明显,而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则不明显。但是,两省之间存在区别,特别是在金融中介效率方面,浙江省则表现出一个正向的推动作用,这可能和省内经济成分的构成相关,其市场性的特征更加明显。最后在考察长三角区域内各个城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的时候,加入了空间地理因子的影响,我们发现,每个城市的经济增长对相邻城市的经济增长有一个积极的溢出效应,但是金融的发展则对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阻碍,也就是说本地区的金融发展在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会对相邻城市区域的经济发展造成负向溢出效应。由此可见,金融体制亟待创新与改革,由“量”向“质”跃进,市场化需要进一步深化,同时注意地区间空间影响效应,积极利用经济增长等变量的正向溢出作用,使得区域间更好的协同发展,而且还要制定正确合适的措施,克服其负的影响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