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婚姻家庭的转型变迁历来是学术界传统经典而又常见常新的研究热点。随着农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剧烈变迁和人口与家庭结构的转型,农村的婚姻家庭随之变迁,涌现出诸多新现象,而“两家并一家”这一自带本土性、时代性、地域性色彩的新型婚姻家庭形态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其深入细致的经验总结、轮廓呈现、机理分析以及与社会时代大背景勾连尤其必要。本研究中,笔者选取典型的苏州市B村和D社区为研究场域,采用参与观察与无结构式访谈的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对19个苏南农村“两家并一家”的厚描（深描）,发现“两家并一家”本质上是独生子女时代人们创造性主导的婚姻家庭形态与范式革命,是婚姻家庭生产关系的变革,当地短暂、剧烈的工业化、城乡一体化与现代化进程也即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下的经济社会变迁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催生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呼唤新的婚姻家庭形态、结构和策略与之匹配,形塑了“两家并一家”的崛起,它是适应苏南农村家庭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婚姻家庭生产关系。此种婚姻家庭形态可以同时满足经济政治（降低婚姻成本,阶层地位的维持与上升,实现家庭城市化,两个家庭资源合流与代际支持,财产的内部转移与继承）、社会文化（舆论评价、传宗接代、家庭延续、养老送终）与情感心理（保持家庭完整性、亲情依赖、人生价值与现世意义）的多方需要与效率最优,是当地人们在转型期应对剧烈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最佳家庭策略,而非妥协与折中。而与传统嫁娶婚、招赘婚等婚姻家庭形态相比,它在运行实践中重塑了家庭形态与结构、家庭资源积累与分配、家庭权责边界、家庭政治格局与家庭价值伦理等,铺陈了全新的婚姻家庭图谱。具体表现为:蕴含工业经济的家庭资源强积累与城乡一体化下的社会财富均质化再分配,家庭财富的内部转移与双系双向博弈分配,代际之间独立又依赖、亲密又疏离与男女原生家庭同等参与、相对制衡的紧密、双向、均衡权责格局,横向上男女原生家庭间持续博弈与角逐的政治图景以及围绕“家”的核心,以“恩往下流”、代际依赖、支持、牵制、互助的惯习和更加紧密、联合的态势为实现家庭城市化目标,应对现代化各种压力与风险,融合个体价值与家庭价值、个人主义与家庭主义的“新家庭主义”价值伦理的“新联合家庭”崛起。经过对家庭现代化理论的深刻对话与反思,笔者发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不是苏南农村婚姻家庭变迁和“两家并一家”崛起的唯一推动力,它们与政策、文化、价值观念等非经济因素一起推动着农村婚姻家庭朝着夫妻轴与亲子轴并重,夫妻关系平等增强,亲属关系双系发展,联合性、紧密性、集合性更强的“新联合家庭”转变,并未走向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中的核心、独立、分散,相反出现了逆现代化现象;同时,它在本质上更是现代与传统的彼此兼容与共生共融,传统成为了现代性在意识和行为上的准则和可利用的资源,以并行之态共同作用于新的联合家庭。由此,它印证了西方“扩大—主干—核心—单身”这一经典家庭类型划分成为僵尸类别,对多元而流动的中国家庭失去解释力的结论,不仅否定了西方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所判断的结构核心化、功能情感化、亲子主轴转向夫妻主轴、家庭内部个人拥有更大的自主性以及核心家庭与亲属网络保持相对独立的单线演进路径,以及“传统”与“现代”简单对立的一元模式,从根本上撼动了其神话地位,更是彻底否定了我国学者“城乡社会发展梯级模式”、“城乡一体化模式”及“续谱理论”中关于“只要具备了条件,落后地区就因袭先进地区的发展模式,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最终方向是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的结论。且就“第三者”的时空视野来看,笔者认为“两家并一家”是苏南农村“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晶,在时间上是独生子女时代的特产,随着独生政策的消亡,生育政策的放开,人口、家庭结构的变迁和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很有可能成为“历史遗产”,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阶段性特征;空间上是与苏南农村典型的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匹配的生产关系,无缝对接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全面变迁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村向城市、农民向市民短暂而快速的历史质变,是该地区转型期典型的产物和变动秩序,同时也演绎了巨变、流动中国及独生子女时代背景下,中国本土农村家庭独一无二且不同于西方的,以纵向代际间,横向姻亲间更加联合、紧密、集合之态势,整合最大化家庭资源（尤其是父代资源）实现“家庭城市化”和社会阶层流动的智慧性、策略性应对机制与逻辑,为中国其他地域的婚姻家庭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借鉴,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与普适性特征。不可否认的是,“两家并一家”仍处于变动与发展之中,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婚姻模式,新的婚姻形态带来新的姓氏争夺,孙代的养育照料、教育投资与财产继承的博弈区隔,年轻夫妻情感与婚姻稳定性风险,养老压力加剧等动态演化问题,需要个体及社会提前响应,尽早规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