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经济的紧密相关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近20年来，伴随信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和金融创新不断深化，国际资本运动已经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发展中国家面对国际资本流动，机遇与挑战并存，深入了解资本流入和流出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0世纪9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异常惊人，国际金融交易量远远超过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外汇市场、衍生市场有了巨大扩张。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金融开放形成加速度发展态势。国际资本通过外国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商业银行贷款等方式流向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资本市场日趋深入，私人资本流入迅速增加，证券投资回升。总体来看，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金融自由化速度落后于发达国家地区，从资本账户改革、国内金融部门改革和股票市场自由化改革三个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的改革路径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别，这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条件有一定关系。几十年的改革历程表明，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出现了非连续性，但放松管制、渐趋实现金融开放的方向是既定的、长期的。　　资本流入需要具备多种条件，包括资本市场的流动性、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功能和资本市场的风险配置功能。资本的本性要求自由流动（资产证券化趋势和多种衍生金融工具的产生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资本市场必须能够为国际资本提供充足的流动性，这是国际资本进入的前提条件。流动性的提高有助于提高资本市场效率、提高资本市场竞争力、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的规模扩张、有助于提高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现代国际资本市场上，国际资本的套利空间已经非常狭窄，信息获取对于投资决策至关重要，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功能和公平竞争环境是国际资本流入的选择要素之一。资本市场上信息具有不可分割性和公共性特征，信息不对称将造成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乃至市场失灵，不利于吸引国际资本流入。资本市场的风险配置功能对储蓄和投资产生较大影响，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提供了风险分散的机制。　　国际资本流入会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和风险。从效益方面看，资本流入有利于对国际收支进行调整;国际资本流入将促使东道国国内金融体系发生变化，包括金融环境的变化、金融机构业务领域融合、资本市场开放、放松管制与效率提高;国际资本流入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两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从风险方面来看，资本流入容易加强发展中国家虚拟经济的“倒金字塔”风险;资本流入将使发展国家金融市场受到其他国家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而产生波动，形成市场波动的国际传导;资本流入容易使发展中国家产生“银行过度借贷综合症”问题，这与银行道德风险和资本流入“超调”存在一定关系。　　资本账户开放和国际资本流出将产生金融危机的跨国传染问题。金融危机的传染常常是贸易联系、宏观经济相似性和金融联系等多个不同渠道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形成金融危机传染的不同渠道中，金融联系所造成的危机传染已经愈来愈重要。　　贸易联系之所以能成为传染渠道，其原因在于贸易伙伴国货币的竞争性贬值。由于某一个国家的贸易伙伴或者贸易竞争国的货币贬值，该国政府为保护其贸易竞争力也将采取促使本币贬值的措施。投资者的预期决定了减少对该国资产的需求，因此而触发危机——货币贬值，投资者的预期由此变为现实。最终形成一个自我实现的危机。　　宏观经济相似性渠道，经济基础条件较差的国家发生危机而使宏观经济相近似的国家也出现问题。由于存在信息不完全因素，一旦某一个国家受到危机的冲击，许多投资者很可能将那些宏观经济相近的国家视为“危险的国家”。因此，当一国宏观经济领域表现出某些缺陷，或者股票市场出现下跌等情况时，投资者就会从宏观经济状况与其相似的国家撤出投资，因为他们担心那些严重的经济问题也将在这些国家中出现（这就会形成自我实现的危机）。　　通过金融联系而形成的危机传染渠道主要包括如下几项内容:直接金融联系;金融市场上的机构活动;外国投资者流动性问题;和信息非对称与羊群行为。一是直接金融联系，即跨国直接投资渠道，这种投资将母公司与东道国的金融部门、金融市场的回报联结起来，形成紧密的金融联系;二是金融市场上的机构实践，这属于一种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arrangements)，当一个国家股票市场下跌时，投资基金经理们将会采取措施调整其投资组合，将其在其它国家的投资重新减仓、调整，以使其证券投资结构重新平衡，此时将形成金融传染。三是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安排。一方面，如果某一国出现偿债能力较低这样的“坏消息”，其结果很可能会导致其它新兴市场上资本流出，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偿债能力因此而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当开放式基金和避险基金在某一个国家遭遇冲击或者危机时，他们通常就会抛出该基金在其它国家的证券，解决流动性短缺的困难，这就形成了一种传染。四是信息不对称和羊群行为所造成的跨国传染。发生危机之后，基金经理们需要卖出证券以应对投资者可能出现的赎回要求，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其他基金经理将采取同样的市场行为，即使其投资策略是错误的。　　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会出现三类风险，一是由于基础经济条件缺乏而使金融自由化改革陷入困境，二是监管体制和政策干预机制缺乏而出现的政策独立性危机，三是随投资者情绪而产生的波动性危及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安全。为此，发展中国家应建立适当的基础经济条件和政策制度条件，预防资本流入与流出的矛盾，包括对外开放的适度性、开放顺序的合理性和汇率制度的匹配性。一旦宏观经济由于资本流动而发生问题，应及时采取冲销政策，使资本流动对本国货币政策的影响中性化，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也成为蒙代尔—弗莱明“不可能”理论的一个“可能性补充”。　　从中国的改革发展进程角度看，2001年我国顺利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以此为起点，我国将在一定期限内逐步开放包括银行、保险和证券在内的金融服务业。虽然这些变化更多地体现为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但是其实质则是一国金融市场与国际资本的流入与流出紧密相关。特别是随着2002年我国顺利出台 QFII制度，包括证券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目前，QDII制度尚处酝酿之中，这将是我国资本市场开放进程中的重要一步。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如: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被动性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种困难很大程度上与国际资本参与我国资本市场密切相关，因此，为解决现阶段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体制所产生的压力，本文提出我国应进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实行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安排机制，为更好地参与国际资本市场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　　本文认为，国际资本流入和流出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它既可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利益，又可能累积金融痼疾而发展为金融市场的崩溃。尽管西方学者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利弊争论已久，现在仍然处于理论的交锋之中，本文在吸取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坚持金融开放之路，逐步实现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但自由化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经济赶超的手段。为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条件和政策条件，选择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相配合，才能实现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入和流出，否则将出现制度性失调;同时发展中国家可以采取必要的临时性资本控制措施，应对金融市场的突发事件，为此资本市场自由化进程有可能出现短暂的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