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活在美国的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及后大屠杀时代的其他美国犹太人而言,城市是他们生活经验的主要发生场所,与他们的心理情感息息相关,还起着调整大屠杀记忆与他们的现实关照之间关系的重要作用。美国犹太作家在处理大屠杀题材时,是在各个层次上展开的,其中一部分是以城市经验为主要框架的。在美国犹太大屠杀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城市不断呈现出丰富与复杂的内涵,并成为参与美国犹太人身份建构的关键因子。本论文将以文学文本中的城市为研究的主要对象。通过对美国犹太大屠杀小说代表性文本中的大屠杀记忆及文本中城市的表征形式的分析,探讨文学文本中城市和大屠杀记忆之间的关系,以期进一步发掘该关系反映出的后大屠杀时代美国犹太人对自身身份的思考和探索。本论文将主要借鉴列斐伏尔城市理论中关于城市符码系统的观念和人文地理学中关于地方的观点,理解美国犹太大屠杀小说中的城市内涵,阐明文本中城市的能指与所指。概括来说,在美国犹太大屠杀小说的城市叙事中,如果城市被看作能指符号,那么其背后的所指,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理解为大屠杀记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城市在美国犹太大屠杀小说中被表述为一种大屠杀记忆留存、建构和传承的空间。在对小说中的城市叙事进行类型分析时,本论文将参考沃思-奈舍的城市文化研究思路,结合文化记忆理论和后记忆理论的思想,把美国犹太大屠杀小说文本中的城市划分为“幽闭型城市”、“交错型城市”和“‘离散’型城市”这三种类别。并主要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在对每种城市类型进行分析时,各选取两部作品来进行详细的讨论。从大屠杀幸存者的视角来看,他们生活的城市空间是“幽闭”的。一方面,他们将对大屠杀的创伤体验和情感投射到自己生活的空间环境之中,制造出对他们来说有特别意义的城市空间。另一方面,大屠杀创伤是犹太民族的文化创伤,是影响幸存者在后大屠杀时代的美国社会中形成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城市空间作为幸存者创伤记忆的载体,对创伤记忆起到了留存的作用,同时城市空间也参与到了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建构中。小说文本中此类城市空间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尽相同。有的成为了大屠杀幸存者的安全屋,为他们提供精神慰藉、重构身份认同提供了一块“神圣”之地,如艾·巴·辛格的长篇小说《敌人,一个爱情故事》中主人公生活的纽约寓所;有的则成为了困缚幸存者心灵的牢笼,使幸存者深陷创伤记忆无法自拔,难以形成正常的人际交往,在自己过往的身份和当下的处境之间不断挣扎,如辛西娅·奥兹克的中篇小说《大围巾》中罗莎生活的迈阿密旅馆。从大屠杀旁观者的视角来看,城市呈现出不同空间交叉往来的“交错”特征。交错的城市空间本质上是大屠杀记忆建构过程的再现,也是大屠杀旁观者与幸存者之间在文化观念和民族情感上冲突、交流和转化之过程的表征。随着幸存者作为战争难民大量涌入美国的城市,大屠杀对美国旁观者生活的影响逐渐显现。对于旁观者来说,大屠杀记忆不同于幸存者的创伤记忆。它在旁观者与幸存者的互动中,经过了美国文化的改造,成为了一种记忆建构的成果。菲利普·罗斯的短篇小说《狂热者伊莱》中的城市空间就鲜明地再现了大屠杀记忆的建构过程。一方面,美国犹太人居住环境的改变——郊区化推动了大屠杀记忆的建构,另一方面,旁观者与幸存者生活空间的冲突也展示了大屠杀记忆建构在个体身上的表现。在索尔·贝娄的长篇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20世纪60年代的纽约也通过空间的叠加和穿梭再现了大屠杀记忆建构过程中的普世化和神圣化倾向。从大屠杀幸存者后代的视角来看,分布在他们寻根之旅路径上的城市表现出特殊的“离散”特质。这些城市都处于犹太人世界性大离散的地图之上。它们承载了幸存者后代与大离散中的犹太人一样的孤寂之情和漂泊之苦,同时也作为犹太民族记忆和犹太人家族历史的空间载体,带给幸存者后代一种自我救赎的希望。这些城市构成幸存者后代寻根旅途中完美的或是不完美的环路,对幸存者后代的后记忆连贯和断裂的属性产生不同的影响,对他们身份的追寻起到了导向作用。在塞恩·罗森鲍姆的长篇小说《二手烟》中,主人公在由“离散”的城市组成的寻根路线中完成了自身的救赎,补足了后记忆中的断裂。而在妮可·克劳斯的长篇小说《男人走进房间》中,主人公尽管也在不同的“离散”城市中徘徊,但最终仍未能找回家族记忆,他试图弥补后记忆裂缝的努力失败了。不过,他还是学会了接受现实,背负着自己的创伤继续前进。通过上述讨论,本论文认为,美国犹太大屠杀小说针对大屠杀幸存者、旁观者以及幸存者后代塑造出不同的城市类型,试图在文本中构建出一系列大屠杀记忆留存、建构和传承的空间表征形式,以阐释美国犹太大屠杀作家对后大屠杀时代美国犹太人生存状态和身份诉求的理解,鲜明地表达他们的大屠杀意识、对大屠杀美国化的反思以及对犹太民族命运的关怀。同时,通过城市空间来探讨大屠杀记忆对美国犹太人后大屠杀时代生活经验的影响,也是美国犹太大屠杀文学对大屠杀艺术再现方式的一种积极且卓有成效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