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研究一直是热门。对于文学史的研究不仅包括重新考量作家作品的价值、梳理各类文学史著作的价值与意义,更有将文学史与社会、政治等外部因素联系起来考察其间复杂关系的,以及对渗透文学史其间的“文学史观”的思考和梳理。唐弢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分别诞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大陆和香港,作为面貌差异巨大的两部文学史著作,各有其典型意义。两部文学史著作,面貌呈现了很大的不同,然而在关注的中心点上却不约而同地都追问于“民族性”——无论是司马长风的“中国味道”、“民族精神”,还是唐弢的“民族风格”。但司马长风的民族性更多的是与他的唯情论联系起来的一种传统审美气韵,是一种纵向上追向传统精神气质的美学取向；而唐弢版本的文学史对于民族性的强调,却更多地是与文艺工农兵方向相关联的“大众化”的艺术追求,即表现为横向上为扩大文学作品的接受范围而对文学所提出的一系列标准与要求。本文即主要分析这一横一纵的两个方向,以比较的方法探讨二者文学史观中“民族性”的深层次内涵。论文的第一章与第二章主要以具体例证来叙述二者“民族性”的不同取向：第一章以其各自的文学史写作实践即具体的文学史著作为分析对象,从对“史”的叙述当中比较分析二者“民族性”的不同取向。二者因写作宗旨的大不相同,对于新文学的性质、文学史的分期、入史作家作品范围、对作家尤其是鲁迅的评价都有极大的差异；又都在抗拒“西化”的道路上选择了“民族性”,却采取了不同的路向。这一章介绍两部文学史各自的体例与样貌、写作宗旨与体现,以及各自文学史叙述中对于“民族性”的重视与追求,兼及司马长风对大陆“大众化”路向的评价,主要于文学史文本的细读中对比其取向的不同。第二章则从二人的理论建设出发,与具体的文学史写作实践互为印证,通过分析其文学观念的不同来进一步说明二人对于“民族性”内涵的不同侧重点。司马长风主要是在其纯文学观念的统领下追求民族性,其纯文学观念从创作到鉴赏有一系列的准则：创作的动机——情、写作的宗旨——纯、批评的方法——赏,这些准则基本都是中国传统美学原则的生发,因而他的民族性追求更多地追随传统,而有以言、诗、画为一体的民族美学建构。唐弢的文学观念则与主流一致,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下以“典型化”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而在文艺的功用上追求政治化。以这样的路径追问的民族风格,更加重视文学的宣传效果,因而主要地表现为横向上要求面向大众,其民族风格的构成从传统美学借鉴的资源——“风俗画”、含蓄、传神,被巧妙地转换为社会生活、象征与典型化。其中,社会生活作为文学诞生的物质基础,是文学实现“群众化”与“大众化”的关键。第三章是二者“民族性”不同取向的成因分析,从客观的历史、政治、社会环境,主观的学术传统与学术环境,以及为人、经历等种种角度作全方位、深层次的解读。司马长风回望传统,是在其中寄予了深切的乡愁。他是用情至深之人,一生追求“至情”与“民主”,流亡与漂泊的经历又为他的乡愁添上浓重一笔,而香港特殊的文化环境则成为司马长风“民族性”追求诞生的沃土。而唐驶则是典型的大陆知识分子,立志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在思想上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新民主主义文学观；再加之二者身份的不同——一为可以自由言说的著者,一则是要统一众人思想的主编,都对两部文学史的叙述取向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没有纠结于如何为“民族性”下一个定义,或者怎样确定其内涵。司马长风与唐弢所做的一横一纵两个方向的选择,是截然不同的。这在七十年代一桥之隔的港陆之间很有典型性,也恰好说明了“民族性”这个概念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可能性。看似完全不同的两种选择,却都可以放在一个视野下来看待——广义上的“传统”。既可以看作是一般意义上的“大传统”与解放区文学树立的“新传统”,也可以看作是传统文化中“言志”与“载道”的两派,甚至可以看作都是中国抒情传统的延续——这将触及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的命题。回望过去、展望未来,我们今天如何在“民族性”的道路上做选择?作出价值的判断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只期待能够为选择提供更多一种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