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生活观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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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生活观批判,意在以现代性背景作为问题场域,以生活观作为问题的切入点,对此问题进行不同层次的研究,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批判的利器,来剖析现代性生活窘境的根本症结并找寻解决良方。现代性的生活景象一方面反映为左右生存处境的微观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又构成传承时代历史的文化基因。为获得现代性的生活世界图景,文章起始于现代性生活观变迁的社会历史考察,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消费社会与审美旨趣三个角度,来考察现代社会的生活样态与现代人的生活观念的源起、走向与内在张力。据此可知,现代性的生活景观一方面表现为,理性精神、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共同作用下所造就的丰富物质财富、快速高效的生活节奏、虚实相间的空间形式、特立独行的都会性格与现代特有的审美风尚,另一方面与丰富便捷的生活资源相伴而来的,亦是诸多的生活问题。简言之,高度发达的物质成就,与日趋显著的精神危机彼此间的分裂,构成现代性生活的内在症候。两者不仅是共时态的历史事件,而且存在历时态的逻辑关联。首先,现代社会缘起于世界的祛魅,这一方面导致主体意识崛起,以及蓬勃发展的现代精神思潮与工业文明;另一方面却导致,以主体“自我决定”的需求向“决定他者”的需求为内容的主体意识失落。其次,现代社会构建于依靠理性原则运转的科层制官僚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形态可以保障工作效率与成本产出比,却无法保障主体作为类存在的精神追求与道德规约。据此不难看出,现代性生活的危机,肇始于现代化发展的原初动力,即“启蒙”本身的局限性。启蒙是对知识的求索,但归根到底是对世界与人的控制,它既能带来发达的现代文明,又会导致对他人“自我”的控制与对伦理道德的忽视,成为关于权力的话语。本文旨在考察现代性自身的内在矛盾,发掘现代性的生活症结,并通过对之的批判性剖析,来探索本真生活样态的复归。对现代生活的批判,首先是一种主体意识的批判,因为现代生活归根到底是现代人的生活,现代生活观的危机同时也是现代性场域下的主体意识危机,换言之,是现代人的生存危机,因此对现代性下的主体意识批判需要放在首位。其次,对现代生活要进行社会结构批判,社会是人们进行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现代人的生活空间,在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社会结构亦有不同,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仍具有理论与现实的批判意义,是需要考察的重点。更重要的是,还要对现代生活进行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因为意识形态概指一个时期文化、道德、宗教、艺术等各类抽象精神的时代特征,现代社会的生存危机最终是现代文化的危机,是现代精神失落的表征,故而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对资本文化世界之不可能性的批判,也是现代性生活观批判的核心要义。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生活经验经历了一个由开放到闭合的过程,“开放”体现在其文化框架内部可以滋生并包容反对性的内容,而“闭合”体现在对立面的一体化,即否定性、批判性力量的消失。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究其原因,在于发端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西方激进理论只是资本主义理论构架内部所进行的调和式批判,因而其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生活症结的批判缺乏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革命性与彻底性。从主体意识的角度来讲,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现代科技、官僚组织等现代成就逐渐与作为主体的现代人相异化,使主体意识陷入本体安全缺失的境地,从叔本华、尼采到波德莱尔、西美尔,再到二十世纪之后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西方社会的思想家与艺术家都在试图关怀失落的主体意识,但皆只陷于理论性的演绎或情绪性的宣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则越过理论思辨与文艺表现,从社会历史的实际出发,指出资本主义现代性与主体间的异化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阶级社会的剥削本质与资本逻辑对象的非人化。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讲,以丹尼尔·贝尔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阶级架构不再适用于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社会结构模式之下,社会主导经济形态由生产性经济转为服务性经济;职业分布上专业技术人员阶级成为社会的主导阶级,跳出了马克思关于两大阶级划分的预言;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并成为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主要来源;由此而得出的未来方向,是对于技术的控制与鉴定,从而防止发生技术出于其去道德性而将人异化的历史问题。这一理论倾向充分体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高等知识人群对于社会结构的理论软弱性,究其心理因素在于平稳的富裕资本主义社会对于阶级斗争的恐惧,而其社会因素则在于发达工业社会自身内部调节所导致的阶级冲突地弱化。要想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结构做出彻底的批判,就必须坚持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而避免劳动者在严密的社会组织程序与资产阶级营造的舒适生活图景中沉沦,乃至淡忘自身的阶级属性与被剥削的实际地位,并依然保持对自由解放事业的信念与追求。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讲,现代性社会不仅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同时更是一种关于文化生活的体验类型,现代生活建立在合理性的秩序化规则之上,但其所引发的社会变革与文化变迁却剧烈地打破了旧的生活秩序与整体意识,导致人们对社会环境的感应力陷入迷乱与困惑,且道德伦理规约与文化传统相互脱节,于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掀起了对正统秩序愤怒攻击与破坏颠覆的思潮,即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它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出现的一种反对声音,是资本主义现代自我意识在审美与艺术领域,对于资产阶级传统价值观与宇宙观的抨击,是用新颖怪诞的表现手法所做的对于自我无限性的颂扬。但由于其缺乏理论基础、道德底线与社会责任,并且一味追求形式的新潮,遂逐渐与商品消费结合起来,成为销售手段中的时尚元素。这一过程实质上意味着现代主义同资本主义从敌对意见到相互杂糅,表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内部的反对声音被消费社会压制同化的事实。从理性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消费文化,这一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自身的嬗变机制,而要想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则必须立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秩序的具体分析,才能跃出资本主义的逻辑,走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向着人的全面自由解放而努力。因此,本文的构架采取由表及里、从浅入深的形式,从现象到本质,逐层深入地完成从解构到重构的批判路径,通过对现代性生活观的社会历史变迁的考察、现代性生活世界图景的分析以及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批判,旨在说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于准确认识现代生活经验、分析生活问题并解决生活症结意义重大。马克思对现代性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与批判存在着并行不悖的两条路径,一条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另一条是文化批判的路径,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丰满的理论素材,两者不能偏废其一。只有既对现代文化准确了解,又在政治经济学的高度精准分析,才能达到对现代性的生活观的准确认识与有力批判,为真善美的生活目标提供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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