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法治中愈发受到重视。根据2015年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法律规定的机关和其他组织可针对“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提起诉讼。此即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预防保护环境公益提供了司法制度途径,有其独特价值和运行基础,从而赋予建设、健全该制度以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通过实证检视发现,当前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仍存在诸多程序困境。鉴于困境根源在于现阶段我国对该制度的宏观定位错误,故在完善具体程序规则之前,有必要先调整其宏观定位。全文除引言、结语外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基础理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指诉讼对象为“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其具有强化环境公益的前瞻性预防保护、节约司法审判资源、扭转行政机关“先经济、后环保”的发展理念、减少环境群体性事件等独特价值,赋予制度建设以必要性;其运行既有成熟的“预防为主”环保理念基础,亦有由环境预防保护实体法和程序法共同组成的环境预防保护法律体系作为法制基础,为制度建设提供可行性。第二部分是探析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程序困境。从“云南炼油案”切入,在结合部分其他案例后,探析出当前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要存在以下程序困境:“重大风险”认定规范缺失;预防性诉讼请求适用僵化;证明规则轻视预防。第三部分是对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宏观定位的调整。定位决定地位和发展方向。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当前仍被定位于“环境侵权诉讼的补充”,存在“轻预防”制度理念桎梏和忽视环境行政执法主导作用缺陷,此为程序困境的根源。为从根本上解决困境,同时树立“重预防”制度理念、尊重环境行政执法首次判断权、弥补环境行政执法不足,应首先将其宏观定位调整至“环境行政执法的补充”。第四部分是对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具体程序的完善。基于“环境行政执法的补充”定位及程序困境,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具体程序应作以下完善:设置环境行政执法为诉前程序,社会组织为原告时应向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举报,行政机关为原告时应穷尽行政救济手段,检察机关为公益起诉人时应公告。健全“重大风险”司法认定规则,明确其内涵指“环境社会公共利益尚未实际受损,但一旦受损将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的环境损害后果,且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高度盖然性的一种状态”;澄清法院是唯一决定性认定主体,但同时为行政机关和专家辅助认定设计制度渠道;适当地构建具体认定路径。创新预防性诉讼请求的具体适用措施,可提出“作出预防性环保禁令、改进生产技术等柔性措施、缴纳环保预防保证金等保证措施”等具体诉讼请求;可衔接环境行政执法措施。设计符合预防性特征的证明规则,明确“重大风险”就是结果要件、不可忽视因果关系要件;为平衡原被告证明负担,应将“重大风险”的证明标准从高度盖然性降至较高盖然性;完善因果关系要件证明规则,引入风险预防原则,倒置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