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去现金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小企业也加入了在移动支付市场分一杯羹的大军。从技术研究机构的一篇报告来看,全球移动支付市场的规模在美国将达到10800亿美元。总所周知,移动支付能实现金融互惠,让更多欠发达国家的居民能享受到金融服务。不管是有机会获得银行金融服务的人还是不能获得正式金融服务的人都能享受更便捷的金融生活,移动支付最终能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移动网络服务商比传统银行更容易向非银行用户提供金融服务。大规模的手机用户也保证了移动支付前景广阔。根据国际电信协会的一篇报告,全球手机用户截止2015年增长到了 71亿用户。在一个全新的移动支付环境中,支付监管能够很好的起到维护市场信誉的作用。与此同时,监管也在不断的参与运营方的商业模式、服务类型、分销渠道的选择,以此来限制他们的市场行为,这些不恰当的监管行为也成为了抑制移动支付普及的因素。监管部门所选择的战略措施应该在能保证支付市场受到审慎监管且整个金融体系都处在安全可靠的环境下鼓励和保护移动支付创新行为。适当的监管机制能够强有力的刺激更深层次的创新活动,这是因为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对于新科技的产生和普及尤为重要。正因为此,我们开始密切关注和研究什么样的监管机制才能发挥对移动支付创新的积极作用。博弈论作为在互动环境中对决策路径进行建模的主要研究工具能通过数理方法帮助决策者在进行战略选择时分析各类问题。作者将会在本文中根据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这两种情况来建立两个不同的动态博弈模型,探究移动支付监管方和创新方在相互博弈中的最优决策方案。博弈结论显示监管成本和收益,创新成本和收益以及对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等因素对移动支付市场的监管行为和创新行为带来了不同的影响作用。在本文中,作者还将介绍肯尼亚和中国的移动支付发展现状。肯尼亚移动支付市场发展的成功经验很好的验证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是如何带来科技创新,适当的监管政策又是如何使金融服务普及到更多人群的。相对应的,在中国,央行正在采取日趋紧缩的监管政策,让过热的发展态势得以放缓,并形成了大企业一枝独秀,小企业难以生存的行业现状。中国的移动支付监管暴露出的问题有:监管成果过高,创新成本过高并且惩罚力度严重打击了市场创新的热情,具体体现在监管机构重叠,监管措施不能落到实处,监管手段落后,市场信心不足等。这些问题都破坏了监管的有效性。在本文的最后一章中,作者通过对博弈模型的分析定义了最优监管范围和频度,除此之外作者还提出了一系列能够降低监管成本,将监管效用发挥到最大的政策建议,其中包括分类监管机制,采用科技监管等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