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30多年的强劲增长,经济总量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9%以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止到2010年年末,按当期汇率计算的中国GDP总量高达5.75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14.62万亿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与此同时,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却出现了一个与传统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所得结论相悖的特征事实,即金融体系低效率与经济高增长相伴并存。这一被中外经济学者称之为“悖论”的特殊现象引发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国内外学者通过大量实证研究证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不是以金融体系高运行效率的支撑为基础,而是主要依靠体制内国有企业主导的巨额投资以金融数量扩张的方式来支持的。但关于中国经济高增长背景下金融低效率的形成、中国金融低效率背景下经济高增长的实现路径以及两者并存的合理性与局限性等问题,大多数文献并未进行深入探讨。同时,这些文献由于忽视了中国金融体系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演进的转型经济背景和金融二次配置效率修正对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具有的重要作用,导致无法解释金融体系低效率与经济高增长在实际中不一致的现状。本文从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角度,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知识积累和劳动力投入要素的两部门经济模型,对转型期中国金融体系低效率与经济高增长“悖论”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其次,利用1986-2009年间中国29个省级单位面板数据对转型时期中国金融体系初次配置低效率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再次,依据现有的《中国金融年鉴(1979-2010)》和《世界银行的抽样调查报告(2003,2006)》及中国渐进式改革中“逆取顺守”的相关典型案例等现有资料对“金融漏损”的规模、流向以及“逆取顺守”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估算的经验检验。最后,概括总结了中国这种特殊而扭曲的经济增长模式,并针对这种模式在中国经济转型后期阶段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现实思考,进而对未来深入研究的方向进行展望。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转型时期的中国为了保证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发展目标,实施了金融抑制和强控制金融政策来保证金融动员和金融转化的高效率,通过银行信贷等渠道给予体制内“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大量金融资源的支持。与此同时,对作为经济增长推动力的非国有企业却实施了金融抑制和所有制歧视性信贷政策,导致这些企业难以从银行等正规金融渠道获取发展所必需的金融资源。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政策最终造成了金融体系初次配置低效率。第二,在诸如国企转制等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国有经济部门通过三角债等商业信用方式和直接资金资产转移方式,将自身的巨额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存贷款利差租金和不良应收账款等金融资源转移到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部门,从而产生了“金融漏损”及之后的“逆取顺守”。而“逆取顺守”的反哺效应对金融体系初次配置低效率起到了积极的二次修正作用,在一定时期内支撑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第三,这种牺牲金融体系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中国经济转型后期阶段难以持续,必将被“顺取顺守”的金融高效率经济增长模式所取代。因此,彻底改变现有的金融抑制与强控制金融政策、变革落后的金融体制、放松金融管制和推进国企深入改革,对解决这一“悖论”问题并推动我国经济良性增长有着较高的理论价值与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