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赏行为是对互联网上发布的内容进行赞赏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眼下,网络直播正在成为一种无法抗拒的全民娱乐方式,特别是受疫情影响,未成年人上网课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未成年人如今已与网络直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未成年人高额打赏的行为更是频发。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立法初衷是保护未成年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并为其提供补救措施,而不是限制未成年人意志独立性和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自由。随着网络普及率逐步提高,未成年人有效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如果一概沿用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规定,首先不仅仅会导致未成年人非理性打赏行为效力被认定为有瑕疵,连未成年人在网络上实行日常的打赏等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也会存疑;其次,网络社会的虚拟性使民事法律行为的主体身份难以确认,给那些意欲在网络上有效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未成年人以可乘之机,冒用成年人身份实施欺诈行为;再次,现有制度难以包容未成年人在网络中某些领域的适龄性和对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现实需求。因此,本文欲研究未成年人在网络直播实施打赏行为时产生的法律问题,并对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完善提供建议。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一方面介绍用户打赏行为模式及其引起的不同法律关系,将主播互动行为定性为要约而非要约邀请;另一方面,将打赏行为动机进行类型化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为其定性,最终提出了“不求回报为单务赠与行为,换取主播的回应为双务合同行为”的观点。第二部分针对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现象,分析了我国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立法现状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从而印证当前的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有待完善的结论。一方面,从限制行为能力人年龄下限、未成年人可以参与民事活动的范围两个角度,梳理了从《民法通则》到《民法总则》再到《民法典》不同时期我国对未成年人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调整和完善,论证了在规制未成年人打赏行为方面,可能会存在“无法可依”的隐患,通过与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法“拟制制度”和缓和性规定的比较研究,为完善我国有关未成年人打赏行为的立法提供借鉴和帮助;另一方面,通过对典型案例的研究,归纳了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未成年人打赏做出认定的依据,得出了司法实践对未成年人打赏行为效力的认定缺乏统一标准的结论。第三部分分析了未成年人在实行网络直播打赏行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包括未成年人实行网络欺诈、未成年人身份难以识别等,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是网络化的民事法律行为难以被现有法律规制。第四部分对规制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行为提出建议,包括在传统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基础上放宽并细化对未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明确不同主体的责任承担,为打赏行为增设特殊环节,细化“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规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