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规制虚假诉讼行为的制度构建,主要是从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工作伊始,当中设立了诚实信用原则、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以及规定了诉讼侵权的法律后果。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设立了“虚假诉讼罪”罪名,以上规定主要都是针对虚假诉讼受损害方的救济方式以及对实施虚假诉讼行为的制裁措施。但即使上述两部新法及其他相关规定的出台,虚假诉讼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目前应对虚假诉讼的主要制度第三人撤销之诉,其适用范围相对较窄,且实务中存在被滥用的情形。加之既判力制度的缺位下审判机关对“司法权威”的盲目维护,共同阻碍了规制虚假诉讼制度的完善,导致虚假诉讼救济的困境。因此,对虚假诉讼进行积极的事前预防以及合理的制度构建,无论对于在民事法律实务中的运用还是学理界的探讨均具有切实的紧迫性。笔者认为,对民事司法工作中总结出的特定情形下的诉讼行为予以严格的事前审查,有其必要性及可行性,对遏制虚假诉讼应有积极意义。此外,应对虚假诉讼的制度构建应与《物权法》中民事生效裁判作用方式的相关规定以及《证据规则》关于在先之诉预决事实范围的规定相协调,采用总括性条款及列举的方式相结合,进一步明确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用范围,防止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滥用,为规制虚假诉讼制度的全面完善留以快速发展的空间。建立既判力制度,解决这一虚假诉讼的法律成因问题,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虚假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