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在南宋社会内忧外患、佛道盛行的历史环境下又一次回应并发展了孔子的礼学、礼教思想,决心重振社会人伦秩序,其礼学思想对宋元以降的中国社会乃至东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礼学思想是对宋代礼学思想的继承、批判,是朱熹自身参与政治、社会生活的反映,也与南宋士族知识分子群体的振作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朱熹的礼学思想以《仪礼》为本经,考证注重义理,强调因时制宜地践履。这些特点均是在朱熹与各学派的论争、激辩、批评、吸收中表现出来的,又鲜明地体现在朱熹的礼学实践中。朱熹的礼学思想充分展现了礼的双重功能,既是思想的,也是行动的。朱熹礼学思想表现出的特点决定了我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叙述方式。将思想与社会、政治紧密地结合起来多方面考察朱熹的礼学思想及其形成,正是本论文的创新及其特色所在。朱熹的《周礼》学思想直接针对新学,在与湖湘学、永嘉学、婺学的交流、争辩、批驳中发展成熟,同时受到朱熹推行经界、建立社仓等具体制度实践的影响和制约。王懋竑受清代尊朱抑陆思想以及注重考证的礼学研究方法的思想倾向影响,断定《家礼》为伪书。实际上,《家礼》的形成最初是建立在朱熹对《祭仪》的考订基础上的。朱熹与当时的学者就冠昏丧祭礼仪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家礼》凸显了祠堂的地位,重新建立了以宗法为中心的日常礼仪规范。《家礼》是特定时期编辑的一个未定本,反映了一段时间内朱熹礼学的主要关注点。朱熹编撰《仪礼经传通解》,有学术和政治的双层考虑。就《仪礼经传通解》表现出的特点而言,它并非考礼、议礼之书;并非强调要人践履古礼,而是重在让学者识礼;其最终目的在于能使礼治之工夫和义理适得其所,达到安邦定国的大治境界。《仪礼经传通解》是朱熹毕生礼学探索的总结与展现,也是朱熹应对永嘉、永康学术挑战的反省与综合之作。朱熹的《礼记》学思想,以对礼义的理解和诠释为中心,继承了北宋诸儒论礼、理关系的精华,在批评二程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礼理双彰的思想。朱熹强调求仁工夫,倡导主敬涵养,从工夫的角度探讨了礼的实现问题。朱熹从小学与大学的关系入手讨论格物致知,探讨成人在大学阶段如何来重新获得与反思礼义的问题。除三礼学思想外,朱熹的祭祀思想及其实践也格外引人瞩目。朱熹从义理层面论述了祭祀与鬼神的关系,从其道统说的形成与释奠仪的开展可以看到朱熹的学术思想及其心志理念与具体礼仪开展之间交相并进的特点。朱熹议论祧庙事件,既反映了学术派别之间的论争,政治力量之间的权衡与较量,也体现了朱熹礼学思想的特色与不足,还对朱熹修撰《仪礼经传通解》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总之,朱熹礼学思想既是社会经济、政治背景、学术发展的投射,也是对社会现实的积极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