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分权改革的浪潮席卷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在进行分权改革。这项改革改变了近几十年集中的政治和经济实践以及我们研究政治的方式,正如James Manor所说,“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在试验权力下放改革”。中国也不例外,自2003年湖北省等省份陆续推行“强县扩权”改革以来,越来越多的省份加入这项分权改革大潮。迄今,除新疆、西藏两大自治区,北京、上海等四大直辖市以外,全国大部分省份基本已经实现了以分权改革为核心的财政分权改革和经济分权改革,并且改革力度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加大。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同一项改革,为何不同的省份在改革时间、改革进度的推进、改革时序的选择等方面均呈现出差异性?就分权时序来说,有的省份先推行下放经济管理权限、行政审批权限等权限为主的经济层面的分权改革,如山东省等;有的省份先推行下放财政财权和事权的财政分权改革,如江西省等。这不禁让我们思考,为何在相同的体制框架内同一项改革会出现不同的改革时序呢?现有文献关于分权理论的研究大多探讨是否分权、分权类型、分权效应等方面。然而在世界各国的分权改革实践中,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国家的分权改革都有自己的改革路径。即使在同一国家中,分权路径也呈现出不同的时序特征,这恰恰是现有研究鲜有涉及到的。本文的研究旨在探究在我国的分权改革实践中,官员个体特征与分权时序选择多样化之间的关系,为何官员特征会对分权时序选择的差异性产生影响?鉴于我国地方领导责任制度的存在和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本文认为分权时序的多样化选择可能与地方官员的特征有关。为此,本文利用2002年至2013年的省级截面数据探究分权时序的选择与官员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分权时序的策略选择与省级官员的年龄、任期、受教育程度和去向等个体特征息息相关,且这种差异性还受中央政府政策,市场规模、地方政府竞争效应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官员特征与分权时序选择差异的相关性在省委书记这一个体中表现地最为显著。具体地:经济分权在前的分权时序显著地受省委书记的学历和去向影响,而与省长的个体特征无显著相关关系;对于财政分权在前的分权时序来说,这种分权时序与省委书记的异地交流所获得的学习经验相关,同时还受省委书记的年龄和任期影响。且省长的任期和去向也会影响其对财政分权在前的分权时序的选择。除此之外,由于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要求到2012年全部省区实现财政分权改革。因此本文在引入政策变量后发现中央政策会显著地推动2009年以后财政分权在前的分权时序改革。但是在两项改革同时进行的分权改革时序中,省长省委书记的个体特征与分权时序的选择差异性均无显著相关关系,本文认为这可能与该种分权时序的改革具有偶然性有关。在考虑了省长省委书记的个体特征与政策变量后,省级层面的市场化程度会显著地促进这三种分权时序的选择。鉴于分权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发展经济的晋升激励就越充足,所以市场化程度会显著的促进三种分权时序的选择。本文认为之所以出现省长和省委书记的个人特征与分权时序选择多样化之间的相关性关系,与官员的晋升锦标赛制度和地方领导责任制息息相关。正是这种制度激励与约束使得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选择出现了具有领导人个人特征偏好的多样化现象,但是又不完全是一把手“一言堂”。此外,结合本文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地方领导在进行公共政策选择时,还是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制约的。最后,基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虚拟变量,因此在实证方法上选择了logit二值模型来进行检验。与当前学界普遍研究的分权效果、分权类型等方面的差异相比,本研究大大丰富了对现有分权理论的研究,同时也对中央政府任免官员的决策提供了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