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掀起过四次创业潮:八十年代的个体户潮、九十年代初期的“下海潮”、九十年代后期的互联网潮以及最近十年的政府驱动型创业潮。第四次创业潮的形成主要在于政府政策驱动,近年来,政府在放宽市场准入和简化创业行政审批领域的改革力度空前,其所释放的巨大制度与政策红利不仅降低了创业者经济和制度性成本,还有助于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增强市场创业信心。2009年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即为政府驱动创业的标志性事件,这成为政府政策驱动创业的起点,此后,各级政府纷纷出台与之配套的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税收减免、贷款补贴、场地供给、创业孵化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这种制度和政策红利引发了新一轮创业浪潮。为了检验政府驱动创业的绩效,本研究选取了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这一“拟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7年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在识别策略方面,本研究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检验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的创业绩效。政策试点作为中国渐进政治改革和“摸着石头过河”式政策实践逻辑的具体实现形式,政策试点选择可能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自然实验”,这就意味着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本身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为了解决这一选择偏差问题,本研究在基准回归基础上还进行了一系列因果识别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其中,因果识别检验包括控制试点选择“标准”、PSM-DID检验、安慰剂检验、基于县级数据的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包括排除其他相关政策、企业家精神、操纵因素的干扰以及考虑不同样本区间等。本研究在系统克服试点政策内生性和有效缓解遗漏变量偏差的基础上稳健地发现:（1）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创业活跃度,这一结论在经过PSM-DID检验、安慰剂检验、控制同期其他政策冲击、剔除部分样本后仍然显著;（2）异质性检验发现,城市规模大、人力资本水平高、政府财政投入多以及互联网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试点政策效果更为明显;（3）机制研究表明,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对城市创业活跃度影响的主要传导机制在于试点城市放松了政府管制和缓解了创业活动的融资难题,即试点政策有助于推进政府简化行政审批改革和设立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助于吸引风险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因此,本研究认为,从目前来看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政策运行效果符合政策设计初衷,但需注意平衡区域发展差距。本文研究结论对于认识新时期简政放权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政府驱动创业政策工具具有重要意义,对如何进一步推进和延续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以提升城市创业水平有着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