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背景下,教育实践活动中的教育分层现象并没有杜绝,依然普遍存在。各界对成绩的追逐使得“好学生”的位置特殊化,大众观念中很难将“好学生”与偏差行为联系起来,但是“好学生”偏差行为是教育实践中现实存在的问题。笔者以“好学生”的偏差行为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的研究方法,在分析资料的基础上,试图解释“好学生”及其偏差行为的建构问题。笔者以“好学生”的位置为切入点,首先论述了好学生拥有资本,继而重点分析了“好学生”优势位置。在学校中的位置主要体现在“好学生”在学校科层中处于底层,同时在学生群体中又处于“底层中的优势层”。研究发现,“好学生”偏差行为与科层位置存在互构:一是偏差行为“对上”表现在弱者的武器。学生作为弱势阶层,面对制度规范,很少采取正面的直接冲突,而是通过弱者武器式的反抗表达自己的不满,包括“欺骗”、游击式的违规行为。二是偏差行为“对下”表现为权力的行使。“好学生”制度权力行使过程中的偏差行为表现为“以权谋私”的偏差和权力执行中的偏差。相对的,“好学生”偏差行为的处理后果也呈现两种不同的趋势:对上的偏差行为处理中,“好学生”的偏差行为容易受到老师的“差别对待”,更容易被包容和原谅,从而导致“好学生”特权地位的强化。对下的偏差行为的处理,使权力进一步强化,权力行使更加顺利。“好学生”偏差行为与场域位置存在互动,场域位置的变化表现为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变化。研究中发现,在建构和维持同伴关系的过程中,“好学生”的偏差行为成为一种工具和手段,对上的偏差行为中,成绩资本和班级权力资本运作中的偏差行为通常能得到同伴群体的认同,在与同伴群体的交往互动中强化场域中的优势;文化资本运作中的偏差行为表现为“借作业”与“抄作业”;班级权力资本运作中的偏差行为表现为“职务犯罪”,为同学“放水”和“包庇”行为。对下的偏差行为中,人际关系资本运作中的偏差行为可以更好地拉近与同伴的距离,促进同伴关系,维持在同伴群体中的位置。人际关系资本运作中的偏差行为表现为“卖人情、揽责任”和权力行使中的坚持的“原则”和“底线”。“好学生”资本运作中存在的偏差行为不仅能够提升他们在同伴关系中的地位,同时还可以巩固“好学生”在正式结构中的位置,通过“过程—事件”分析方法研究具体个案,呈现“好学生”偏差行为与场域位置互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