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理学界,公民守法理论可以说是其中的核心命题以及基础命题之一。他们认为,法律如果得不到遵守将无法发挥它所具有的社会规范作用,没有人能够在法律的制度框架外行使所谓的权利。同时,公民不服从也成为了现代常见的社会问题之一,一旦反抗政府超过了自由限度便可能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作为一项没有被明确界定的个体权利,如果每个公民按照自己的内心意愿来决定是否遵守法律,按照自己的正当性标准来决定是否服从,那么法律的权威性在于何处?因此,如果公民没有自我判断标准,只是盲目的遵守法律,甚至失去了内心的正义标杆,那么利维坦这只巨大的怪兽将会吞噬掉公民的权利,最终毁灭整个民主社会。这样看来,盲目的全然顺服和为了一己私利的选择顺服,其结果都是灾难性的。所以,加以思考的、在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公民不服从成为促进现代法治进步的现实需求。在西方,公民不服从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经过各位学者的探索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公民不服从理论,在德沃金时期不仅在理论层面做到了巩固与创新,更在实践层面对公民不服从理论做到了超越,他主要是在国家和公民这两个主体上来论证公民不服从。对于公民来说,他们具有宪法所承认的道德权利,他们能够基于自己的良知来展开公民不服从行动,并且要甘愿受罚。对于国家政府来说,必须平等关怀和尊重公民的个人权利,不能为了社会功利主义目标而牺牲人权。政治统治一直存在,所以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便成为任何时代都在争论的话题,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公民始终会对严酷的权力以及没有任何道德支撑的顺服感到不满。因此,公民不服从行为在推动法治进步的同时,也在挑战法律秩序,为了更好的发挥公民不服从的作用,公民所能做的就是基于自己的良心和认知,在法律规范之下实行不服从行为,并自愿承担违反法律的后果。对于国家而言,不管在任何时刻,都要关注公民的利益期待和心理诉求,在认真考察民情后根据具体的社会情势主动去调整合理的法规政策,提高公民的社会地位,为公民实现权力提供各种方便途径,进而获得更多民众的信任,这也是在当前民主社会秩序之下公民对政治统治认同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