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茨和齐默尔曼提出了会计政策选择著名的三大契约动因假设,开创了实证会计新领域。在此实证会计理论下,企业管理层的会计政策选择动机备受关注,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2006年我国颁布了新会计准则,其中《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将金融资产分为四类,并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但是,由于会计准则将管理层持有金融资产的目的和意图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依据,而目的和意图属于人的主观因素,容易受到操纵,因而导致上市公司金融资产的分类界限难以客观判定,从而给企业利用金融资产分类操纵利润提供了新的空间。由此,企业对金融资产的分类究竟是管理层意图的公允表达还是出于盈余管理的动机,就成为一个亟需研究的课题。基于上述原因,本文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我国上市公司金融资产分类背后的契约动因。　　 本文首先对契约理论和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和评析,并通过对《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有关金融资产分类相关规定的分析,重点剖析了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企业利润产生的不同经济后果,在此基础上,以沪市2007-2010年四个会计年度的A股上市公司年报中仅披露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一项的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Logistic回归等方法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金融资产分类的契约动因,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在进行金融资产分类的选择时是存在一定契约动因的。具体而言:　　 1.政治成本对企业金融资产分类具有显著影响,企业规模越大,越倾向于将金融资产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报酬契约对企业金融资产分类有一定影响,但是由于受到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在各年存在不一致性。具体而言:①对于管理层薪酬与业绩挂钩的企业,在2007年股市大幅上升时,倾向于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以期获得高额奖金;在金融危机后经济形势比较平稳时,倾向于将金融资产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储存利润。②对于管理层持股的企业,在2007年股市大幅上升时,倾向于将金融资产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但在其余年份,未表现出显著影响。　　 3.债务契约对上市公司金融资产分类具有一定影响,但在各年呈现出不一致性,且与宏观经济形势有关。具体而言: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存在还贷压力,在2009年经济开始复苏时,为了存储利润,资产负债率高的企业倾向于将金融资产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他年份则影响不显著。　　 4.金融资产重要程度也显著影响企业对金融资产的分类,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越大的企业越倾向于将金融资产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