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家庭暴力法》自2016年实施以来已有六个年头,越来越多的人民法院开始核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将家庭暴力受暴者的司法保护工作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但保护令制度作为一个新兴的“舶来品”,法官在核发保护令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因立法不明确、法官考量以及法院内部工作机制不合理等因素而遭遇核发困境。笔者以审结日期在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的899份保护令申请审查裁定书为研究对象,通过审阅裁定书发现,现阶段我国人民法院在核发保护令过程中存在核发标准不统一、适用主体受限、准许撤回率高、核发理由多为“面临家暴危险”、核发内容不具体这五个核发实务问题。具体而言,法官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发生的一次暴力、互殴暴力是否属于家庭暴力的认知不统一,未共同生活的前配偶、未共同生活的前男女朋友没有得到保护令的保护,申请人申请撤回保护令法官即100%准许,法官在核发保护令时的裁定理由中较少直接认定存在家庭暴力,而是以模糊的“有家暴危险”为由核发,而且法官核发的保护令内容也不具体。以上这些问题揭示了我国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核发存在以下两个困境:第一,家庭暴力受暴者获得保护令的可能性降低;第二,家庭暴力受暴者获得保护令措施的具体性不足。以上两个核发困境制约我国对家庭暴力的防治。由此引发笔者进一步分析影响和制约法官核发保护令的因素有哪些。通过分析显示,司法实践中法官核发保护令受到法律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立法层面的因素。具体表现为:《反家庭暴力法》对家庭暴力的定义不明确,对保护令适用主体范围的规定也不周延,使得保护令的可获得性受到影响。而且我国保护令的审理方式与证明对象不相符合,导致被申请人程序参与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基于此,法官在核发保护令时不愿核准对被申请人权益限制大的具体的保护令措施。二是法官层面的因素。具体表现为:实践中法官遇害的案例使法官对自身安全保障有所顾虑,不敢核准对被申请人权益限制大的保护措施。而且保护令申请案件与离婚诉讼案件极有可能同时发生,法官担忧申请人将保护令裁定书中认定存在的家暴事实作为离婚胜诉的“砝码”,因此法官在保护令案件中往往不对申请人陈述其先前遭受家暴的事实予以认定,只表述为“之前有肢体冲突或有矛盾,现在有遭受家暴的危险”。三是制度层面的因素。具体表现为:法院内部的考核机制打击着法官核发保护令的积极性。而且公安机关、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妇联、医疗机构等与法院的合作机制缺失,导致法官办理保护令案件时成本较高,核发保护令的意愿遭受打击。综上,法官在核发保护令时受到种种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这对完善保护令的相关制度构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法官应明确家庭暴力的权控本质,以减少其在办理案件时对某一暴力行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的疑虑;同时法官还要加强对申请人撤回保护令原因的审查。再者,还需完善法官核发保护令的工作机制,并建构法院与相关机构的合作模式,增强法官核发保护令的意愿与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