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年代，计划票证的大量发行与流通成为计划经济年代的一道特殊景观，是计划经济的时代标记。计划票证是计划经济年代对基本消费品实行定量计划供应的一种凭证，它对人们基本生存性的“规制”与安排造成了计划经济年代人们的“票证化”生存状态，并对社会制度、人们的观念与行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离开了计划票证，我们也难以对计划经济年代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全面深刻的解读。基于此，本文从粮食计划票证的视角切入展开对计划经济年代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并以“票证社会”来指称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票证社会”的逻辑起点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路线，这一现代化战略的选择使得统购统销政策得以制度化，后者进一步推动了作为“票证社会”之重要表征性制度的计划票证制度的出台；而计划经济体制的“体制性短缺”形成了“票证社会”的宏观体制条件和物质基础(这是一种限制性物质条件)，从而使得“票证社会”得以长期续存。计划票证制度导致了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性和体制性的“修正”和对社会关系的型塑，这种对社会主义的制度性和体制性“修正”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原有制度功能的强化，即某些制度为保障计划票证制度的实施而强化它的某些功能，比如单位对代表基本生存性资源的计划票证的分配使得单位制度资源分配功能的强化等。另一方面导致了相关制度功能的“增生”，即相关制度为了维持计划票证制度的顺利运转而“附加”了一些新的功能，比如原来作为户口登记、证明及控制功能的户籍制度与计划供应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中国传统社会因此被分裂为“城里人的中国”与“乡下人的中国”等。同时计划票证制度也型塑了计划经济年代特有的关系结构，其对基本生存性资源的垄断性分配导致了个人对国家、社会对国家的依附，这个过程的另一面则是国家对社会乃至个人的控制；计划票证制度的制度安排还形成了“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不平等、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状态等，从而形成了中国“票证社会”特有的关系结构。这种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性和体制性的“修正”和对社会关系的型塑共同构成了中国“票证社会”的主要内容。“票证社会”的维系与运转依赖于相关制度安排下特有的资源提取与分配机制，同时也依赖于意识形态的支撑，意识形态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使得“票证社会”成为一个强意识形态型的社会，意识形态在其中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票证社会”发展。“票证社会”也因相关制度的安排而导致“票证社会”的内在困境，这种困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对计划票证对基本生存性生活安排的抵制，以“生存逻辑”对抗计划票证制度的制度逻辑与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逻辑，由此产生了“票证社会”中大量的“反行为”或说“机会主义行为”，这些“反行为”伴随“票证社会”的始终，构成了瓦解“票证社会”的重要力量。二是表现为“票证社会”的相关制度安排造成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理想制度价值的“悖离”，并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票证社会”必然解体的命运。改革开放以来，市场体制对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替代使“票证社会”逐步丧失了其赖以存在的宏观体制环境，其长期短缺状态限制性物质条件也因此得以突破，统购统销及计划票证制度的改革则使“票证社会”失去了关键性的制度支撑，并推动“票证社会”的解体过程。“票证社会”的解体表现为“票证社会”中特有的制度结构以及关系结构的瓦解过程。粮票作为“票证社会”的重要标志性符号的取消为已经解体、“名存实亡”的“票证社会”划上了最后的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