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通过分析杜兆植先生的音乐作品《成陵祭》,着力于探究蒙古族民族音乐如何保留其典型的民族风格特色,实现鲁迅先生所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判断,又能够实现其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并于此一过程中输出中国民族文化价值观和审美模式的目标及影响力诉求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对马尔杜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民族主义理论中“想象的共同体”等理论的运用,纵剖《成陵祭》对蒙古族民族音乐和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横切其当下的文化社会价值意义,揭示出这一音乐作品所起到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功能作用,在对蒙古族民族音乐和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中,实质上是实现了民族文化基因编码的现代化译转,以及在杜兆植先生运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力实现这一民族文化基因编码的转译生成后,其作品所起到的发扬民族文化精神、产生民族认同感和实现民族凝聚力的这一作曲家所无意为之的功能作用。当然,这一功能的实现不仅仅在于《成陵祭》对蒙古族民族音乐和传统文化的继承,实际上还在于它的艺术化的创造性转化中在时间的维度上,有着对未来的现象性的许诺,也就是所谓的作品所提供的心理期望和希望性图景。同时,在技术层面,还对《成陵祭》进行了主题的创作与发展方式、曲式结构的划分、和声运用及其特点、配器方法与效果等比较具体扎实深入的音乐本体剖析和总结。由此,作者希望探索出一条蒙古族民族音乐的创造性转化、发展和介入当下、走向世界,从而不断实现其现代化的路径,即通过对《成陵祭》这部交响乐的分析打开一种音乐创作指向的可能,并对杜兆植先生在蒙古族音乐创作领域的成绩给予初步评述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