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外商投资一直不断增加,即使是在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的2020年,中国引进外资达1444亿美元,在全球国家中排名第二。与此同时,国家也大力提倡农村改革,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城镇水平的提高能够提供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开放宽松的政策、充足的资金劳动力等,增加对外资的吸引力,实现经济高质高量的发展。然而经济高速的增长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目前中国的碳排放量排名世界第一,环境遭到破坏,影响国民日常生活,与此同时,各国也借此对中国纷纷指责。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告,中国将在2060年前争取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因此,系统探究外商直接投资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就具有重要理论及现实意义。首先本文通过阅读文献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出外商直接投资、新型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然后是相关指标构建。先根据IPCC提供衡量碳排放量的方法,选取8种主要能源,测算出中国30个省份（除港、澳、台、西藏）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结果表明我国碳排放量呈逐渐增加的趋势。接着构造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指标,本文考虑到新型城镇化的含义不仅仅是包括城镇人口,故参考大量文献后,从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生态五个方面的城镇化选取30个省2002-2019年18个相关变量,通过熵值法构建城镇化综合指标,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最高,西部地区最差。其次,本文选取了2002-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先进行主效应分析,即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通过F检验和豪斯曼检验确定本文应采取固定效应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接着进行调节效应分析,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选取新型城镇化水平作为调节变量,在主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和新型城镇化水平的交互项以检验两者之间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能显著降低碳排放水平;新型城镇化水平在外商直接投资与碳排放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它能进一步强化前两者之间的关系,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再次,本文考虑到区域的差异性,将我国30个省份分为东、中、西、东北部四个经济区,分组进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对于东部地区而言,FDI会显著抑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对于中部地区而言,FDI反而促进碳排放,这可能是因为中部地区相较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在引入外资时没有考虑到对环境的影响,过度追求发展经济,导致引入门槛低,外商的总体水平质量偏低,造成该地区碳排放的增加。对于西部和东北部地区来说,外商直接投资不能影响碳排放,这可能是受限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得对外商的吸引力不足,外商直接投资量较小,还不能对碳排放产生明显的影响。最后,本文根据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然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相关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