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居士群体是士大夫阶层中奉持佛法、研究经典的那部分人群。这篇文章主要以社会史角度,考察居士群体与晚明社会的互动关系。在结构上分为四个层次。首先对居士群体活动的历史舞台——晚明社会,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进行观照,旨在探讨晚明社会的特定环境与居士群体形成之间的因果关系；然后对居士群体给予由里及外三个不同层次的观照。第一,从居士群体自身的角度,纵向地观察其人格特性、学佛因缘、入佛路径、人生志趣以及最终归宿,从中可以看出晚明动荡的政局,尤其是农民起义军席卷全国和明清鼎革的历史变故,对居士个人前途和命运的影响。而对于居士群体内部,即居士与同道之间关系的考察,也有助于理解晚明士人结社之风的实质；第二,跳出对居士群体自身的考察,而以其为中心,观照它与其他社会群体,如佛门僧侣、普通民众、耶稣会士的交往关系,通过对其交往关系的细化研究,可以从微观角度考量居士群体之触角触碰晚明社会的程度,由此从宏观上把握居士群体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力及其文化渗透力；第三,将眼光投向“晚明”以外的更广阔的时间范畴,通过对居士群体的两大类型给予考察,可以看出清代、民国居士佛教与晚明居士佛教之间的传承关系。本文主体内容共有五章。第一章讨论晚明社会环境与居士群体的形成问题。明中叶以后,政治总体上处于下滑趋势。明朝虽主体上仍在君主专制政体下,但社会控制相对宽松,造就了晚明之人宽容开放的文化心态,他们秉持一种大文化观,浸淫于儒、佛、道三教。而商品经济的发展,世风变异,个体意识觉醒,使阳明心学获得广泛传播。由于阳明学与禅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以,阳明学的流行意味着有更多儒士走上佛学道路。同时,随着“四大高僧”的出现,晚明僧侣人才勃兴,在僧侣周围,聚集众多学佛护教的在家居士。在这种背景下,晚明居士群体形成。第二章探讨晚明居士学佛因缘和入佛路径。学佛因缘包括家庭奉佛传统的熏陶,兄弟、亲友、老师的影响,这些属于个人成长因素。另有居士受到生活环境和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影响而走上奉佛道路。至于居士的入佛路径,本文认为,有三种：其一,由心学而达佛学,如李贽、焦竑、管志道等人；其二,由道家长生术而入佛,如庄广还、朱白民等人；其三,由性命之学的探索而达佛学,如袁宏道、龚惟长、龚惟学等人。第三章的研究内容是晚明居士群体的人格特性、人生志趣及最终归宿。从人格特性来看,晚明居士具有天性淳厚、淡于声利、清正节俭、谦恭好学、虔诚求道等品质；而居士积极从政,致力于讲学,弘护佛法等等,构成其人生志趣的不同取向；而由于居士身处晚明政治衰微和明清易代的特殊环境,受政治迫害、归隐求道、遁入空门、殉国留名、降清又复明构成其多元人生归宿。第四章关注的是居士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分为四个子目。其一,居士与僧侣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师礼参学、皈依称弟子、受戒、外护、印可、临终助念等方面；其二,居士与同道的关系主要有同修论学、结社、临终助念等；其三,居士与普通民众的关系,主要集中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而在晚明讲求个人享乐和情欲解放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居士与民众当中一个特殊群体——妓女多有交往,形成晚明名士与名妓交往的文化现象；其四,晚明时期,基督教继唐、元两代之后,第三次传入中国,为了增进了解,扩大影响,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与明朝官员和知识分子广泛交游,其中不乏李贽、焦竑等佛教居士。居士与耶稣会士之间的交往关系主要有,居士获赠、阅读、讨论并阐述利玛窦的《交友论》,接受利玛窦传播的西方科学,帮助后者入京进贡,此外,双方还就哲学、宗教问题进行讨论或辩论。第五章考察晚明居士群体的类型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以前贤和时贤研究成果为基础,本文既着眼于居士的佛学旨趣,又兼顾其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程度,在此双重标准的结合下,将晚明居士群体划分为“修身以立命”和追求“太上之至乐”两个类型。前者以袁了凡为代表,后者以袁宏道为典型。在晚明居士群体中,袁了凡和袁宏道佛学思想颇具特色。治明代思想史、文化史、佛教史、哲学史的学者给予二者较多关注。两相对比,袁了凡更多注重现世关怀层面；而袁宏道则更多着眼于生命终极问题。袁了凡基于改变命运、实现向更高社会阶层的提升,而在云谷法会的影响下形成的劝善思想,对明清以降社会慈善运动和道德重建,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而袁宏道在云栖莲池影响下,最终以净土之稳实矫正狂禅之流弊,不但医治了当时佛教学者重悟废修的狂病,而且其净土思想亦为清代彭际清等居士继承和发展。晚明居士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以己之力,有所担当”的居士佛教传统在民国杨文会等居士身上得到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