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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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中国货币政策以“保增长、稳物价、控风险”三重目标为核心。保增长和稳物价是中国货币政策的传统目标,控风险也即金融稳定目标相对较新。鉴于中国的融资体系以银行信贷为主导,金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信贷风险,而银行资本监管是控制信贷风险、维护银行稳定的核心工具,因此资本监管司职金融稳定,可为货币政策调控其他目标减负、增效。因此,本文的核心议题就是探讨银行资本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以期为优化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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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中国货币政策以“保增长、稳物价、控风险”三重目标为核心。保增长和稳物价是中国货币政策的传统目标,控风险也即金融稳定目标相对较新。鉴于中国的融资体系以银行信贷为主导,金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信贷风险,而银行资本监管是控制信贷风险、维护银行稳定的核心工具,因此资本监管司职金融稳定,可为货币政策调控其他目标减负、增效。因此,本文的核心议题就是探讨银行资本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以期为优化金融宏观调控效果提供政策建议。在研究框架上,本文将传统的“政策输入→经济效应”研究范式聚焦到“政策输入→银行信贷→经济效应”分析视角,将对信贷的刻画细分到总量与结构两个层面,将经典的产出与价格双重目标拓展至产出、价格、金融稳定三重目标。在研究内容上,本文主要分为事实分析、实证分析和模拟分析三部分,其中,事实分析分别包括对银行信贷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资本监管与货币政策调控演变的统计研判;实证分析分别包括信贷总量与结构的经济效应、资本监管与货币政策对信贷总量与结构的影响两部分;模拟分析则在构建“保增长、稳物价、控风险”三重目标福利标准的基础上,构建资本监管与货币政策的最优协调模式。通过对社会融资结构、金融业资产规模分布以及银行业信贷资产配置比例等进行综合分析,发现银行信贷仍是当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主要渠道。通过对农业、采矿业、制造业、房地产业以及中小企业的信贷持有情况进行详细对比分析,发现不同行业信贷的风险存在显著差异,信贷在不同部门间的配置不仅会影响产出、价格等实际变量,还会受到本部门信贷违约风险的影响,信贷的非均衡配置可能扭曲经济结构,进而影响产出、价格和金融稳定。资本监管通过创设逆周期缓冲调节工具等不断提高防范金融风险的有效性,而增设差别监管工具则丰富了资本监管引导银行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独特作用。货币政策则在保持物价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开始关注金融稳定,调控方式由数量型调控逐渐转向以利率为代表的价格型调控,表现为利率市场化不断完善、工具种类不断丰富。本文先后运用VAR模型、面板模型和时变系数模型等估计方法对总量信贷、分期限信贷、分行业信贷的经济效应以及资本监管与货币政策对各层次信贷的影响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产出增长与价格稳定目标不可兼得,产出放缓会伴随不良贷款率恶化;中长期信贷扩张有助于平衡产出、价格、风险目标,而短期信贷无助于目标实现;不同行业信贷的经济效应存在力度和方向上的显著区别。在当前形势下,建议适度采取宽松政策,促进产出增加、抑制风险积聚,同时适当强化对中长期信贷的监管,以预防信贷期限错配风险。货币政策和资本监管在调控中应充分利用行业信贷经济效应的异质性,可根据需要适时采用具有行业偏向效应的定向货币政策工具和差别资本监管工具,确保产出、价格、风险在合理区间内运行。本文还提出货币政策应成为调节信贷的主要工具,但资本监管应与之配合。货币政策与资本监管双管齐下,并以货币政策为主、以资本监管为辅的协调模式可以避免货币政策调整幅度过大、增强货币政策在应对其他目标时的操作弹性,切忌独立使用资本监管,其单独使用不仅难以取得显著效果,还可能引发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模拟结果表明,逆周期资本监管优于顺周期监管,货币政策调控关注金融因素后效果更好,资本监管与货币政策的最优协调模式是相对的,必须依据外生扰动性质相机构建。本文首先建立了包含家庭、企业、银行和调控当局在内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基础上,构建了基于“保增长、稳物价、控风险”三重目标的福利评价标准,最后在模拟各个组合对应的福利损失基础上,甄别最优协调模式。研究发现,逆周期资本监管熨平经济波动的效果优于顺周期监管;货币政策应关注金融因素,且盯住价格指标优于盯住规模指标;在外源性金融冲击下,货币政策力度与资本监管强度高低搭配可明显降低福利损失,双高搭配会导致福利损失最大化;在内源性金融冲击下,福利损失最小化要求资本监管强度从紧而货币政策具有更大灵活性。据此本文提出,应坚定不移的推进和完善逆周期资本监管,并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但其前提是必须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完善贷款利率等金融价格指标的风险定价机制,从而为货币政策制定提供能够有效反映市场信息的参考指标。而能否准确识别冲击来源会直接影响金融宏观调控的整体有效性,资本监管与货币政策的最优协调模式必须依据外生冲击性质相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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