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教育位于高等教育金字塔的顶端，是一国学历教育的最高表现形式，在创新战略驱动机制中，承担着为国家、社会输送拔尖创新型人才的重任。德国自“新大学运动”后，洪堡在理性主义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创建了柏林大学，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研究生教育诞生。当理性主义传播至北美大陆，并与实用主义思想相结合，研究生教育在自身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统一的三大职能。正是由于服务社会职能的形成，赋予了研究生教育根据经济发展的诉求变化，供给研究生人力资本的合法性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外媒誉为“中国奇迹”，但“中国奇迹”高增速的背后，实则隐藏着诸多发展中的弊端。我国现阶段面临着“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的新常态的经济转型，当务之急是实现绿色、创新战略机制对要素投入增长机制的有效取代，而生产环节上拥有一批拔尖创新型人力资本则是绿色、创新战略机制顺利推行的关键。同时，“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指出，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收入分配的深化改革方面，理应体现增长的共享性与包容性。因此，本研究聚焦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基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探寻研究生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影响，为提升我国研究生教育应对转型经济发展的匹配度，提供可借鉴的参考。　　本研究剖析了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研究生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首先，研究生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教育与在职培训是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两种途径，相对于“干中学”，教育无疑更为重要。教育的生产性功能，提升了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强了其作为生产要素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性;同时，教育的配置性功能够改变社会分层、促进向上流动，因而将教育回报率与人力资本存量紧密相连，使得高人力资本存量的劳动力易于获得较高的教育回报率。研究生教育一方面在教育年限上，相对高于其他层级的教育形式;另一方面，研究生教育的服务职能在知识经济时代，增强了对劳动力创新思维的培养，使其在人力资本获得上具备了专有型、异质型的特征。因此，教育的生产与配置性功能，研究生教育的层级性与创新人才培养，在经济发展中以人力资本的形式，直接促进增长、改善收入分配。其次，研究生教育制度通过人力资本传导机制，对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在梳理近代以来研究生教育制度变迁的基础上，借鉴威廉姆森社会制度的层次分析框架，从资源配置、治理结构、制度环境以及文化嵌入四个层次，分析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具体说来，资源配置上的制度变迁，体现了中央政府的刚性主导，抑制了各级供给主体在成本-收益下的动力机制;各平行政府基于有限理性经济人的视角，采取的非理性寻利行为，在治理结构层中，造成了相应的委托-代理问题;制度环境中的学习效应、协作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则增强了各主体在制度变迁中对既定路径的依赖。刚性权力推动的制度变迁强调问题导向性，通常滞后了研究生教育制度，应对市场、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结构变化时，迅速做出反映的灵敏性，不利于通过人力资本传导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弱化了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制度效率发挥。　　实证研究方面，将经济发展定义为效率与公平两个维度，利用1996年-2013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tea13.1定量分析制度视角下研究生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率维度上，作为生产要素的研究生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值为8.07％;作为独立变量时，研究生教育制度未能正向、显著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而当研究生教育制度与人力资本形成交互项时，作为人力资本的制度供给，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值为16.33％，通过“剪刀差”进一步测得研究生教育制度对经济增长间接影响的制度效率为8.26％，从侧面验证了制度通过人力资本传导机制，施加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公平维度上，在教育扩展、教育分配、研究生人力资本投入的基础上，逐步将研究生教育制度引入收入分配方程，结果表明:教育分配公平程度的提升，有助于缩小我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逐级扩展，在某种程度上与收入分配的改善建立了负向关联。当纳入研究生教育制度后，制度变迁的过程，亦是制度交互状态下，研究生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由负变正的过程。不含制度变量时，多元分割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工资与结构效应，导致持续投入的研究生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起消极作用;引入研究生教育制度、生成制度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后，显著降低了方程各变量对收入分配的消极影响，使得贫富差距呈收敛态势。理实研究均验证了研究生人力资本、研究生教育制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与间接影响，但相对于要素投入的驱动性而言，其贡献性仍显不足，存在着可优化的空间与上行的通道。　　最后，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尝试着为经济新常态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时期，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改革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第一，针对当前经济发展对物质资本过高的依存度，应稳健减少对物质资本的投入并适时的向人力资本转移，以满足人力资本结构的梯度升级，将我国劳动力在初、高中阶段逼近饱和状态的人力资本结构，继续向研究生教育层次推进。第二，人力资本梯度升级至研究生教育层级，应在投入环节上加大对研究生教育的供给、扩大招生规模。第三，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并非意味着绝对规模的线性增长，而应以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态为依据，指导研究生教育的规模扩张，形成上游产业结构链对下游研究生教育结构链，在规模扩张上的“信号”指示作用。现阶段经济结构变动与劳动力市场的吸纳能力，强调在博士层级、专业学位以及与高新技术业、第三产业相关的科类结构上，适当扩大研究生教育的相对招生规模，规避因单纯规模提升而陷入“高规模陷阱”，尽可能的提升研究生教育的匹配供给，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增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值。第四，研究生教育制度通过人力资本传导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各层次的制度变迁应理顺以下三点，实现自身制度效率的提升:其一，资源配置层上，制度供给由中央政府的刚性主导向宏观指导转移，适当融入自由主义”的市场调节机制，逐步取代制度变迁中的强制行政权力;其二，治理结构层上，各级制度变迁的代理主体，在代理执行中央政府的旨意时，应建立健全激励与惩戒并存的治理机制;其三，制度环境层上，平行政府积极运用路径创造，克服“搭便车”的心理与非理性的寻利行为，打破长期以来在既定权力体系中，对中央权力主导制度矩阵的路径依赖，增强在迅速变化的市场面前，迅速做反映的能力，以提升其制度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