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的思潮与实践为研究的主题，回顾和总结了“乡村建设”问题的历来研究成果，认为已往的“乡村建设”的研究涉及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发掘和重审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二)乡村建设运动不同派别模式及思想理论的比较研究。(三)对乡村建设运动性质的评价。(四)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这些成就对本文的研究具有很多有益的参考和启发，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过分注重对乡村建设的性质的关注，而忽视了乡村建设先驱者所做的一些实际经验的总结和应用性价值的开掘。由于研究乡村建设的性质问题涉及一些历史和政治的敏感性，大多是以政治界限来取代科学的探讨，很难从纯粹的理性高度来讨论一些应然问题；同时受后此因果关系的影响，将后来的结果作为衡量其当时认识的正确与否的主要评价依据，将乡村建设运动后来的终止看作是其失败，依据其“失败”，认定它当初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这显然失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应有的研究工具。这不仅无助于我们对历史经验的完整认识，也无法为现实的“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使人陷入历史的迷雾之中难以辨清方向。本文将以一种“超越成败论”的态度来再度审视历史上的乡村建设思潮，这既是对历史原状的继续发掘，也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尝试。 (二)以往的乡村建设研究更多的注重对个别问题的分析和探讨，缺乏对整个乡村建设思潮和实践的整体性研究，尤其是没有将乡村建设与当时已经发生的现代化这样重要的社会进程结合起来加以分析讨论。本文将从现代化的视角对乡村建设问题展开讨论。 (三)过去的乡村建设研究过于拘泥于历史上的是非问题的争论，忽视了在是非之外一些重要的技术性问题，如怎样进行乡村建设的问题注重不够，尤其是在当时与现在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大问题也没有彻底地论证清楚，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的关系问题，农业本身发展过程中土地产权问题，小农与大农的问题等，以及由此而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一向所讨论的社会形态变革问题等。本文在讨论历史上的乡村建设问题时将对这些问题做一个具体的审视。 (四)在研究方法上，过去的研究都是从特定的学科范式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研究，这难免有削足适履之感，本文从哲学的视野来加以分析，就可以超越具体科学范式的限制，能够比较自由的综合运用各专门科学的方法来讨论问题。 本文正文内容共有五章。第一章乡村建设思潮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了乡村建设思潮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指出：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成分的社会结构。占据中国总人口最大比重的农民却承受极为沉重的生存压力，民生问题成为这个时期最为突出的问题。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中国的农民问题，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将民生问题作为一个重要方面来对待。中国的“乡村建设”者的思想主张是对这一时代要求的一种回答。“乡村建设”不仅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当时国内外各种新思想交汇碰撞的必然性产物。象民粹主义、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主义也是五四运动前后对中国知识分子颇有影响力的思潮。在“新村主义”、杜威重试验的哲学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影响下，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多少都带有实用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意味及社会改良思想的色彩，其手段多以调查和实验为主，并以通过教育和改良的办式试图解决极为严重的民生问题，进而改变积贫极弱的中国现状，为复兴中华文明做贡献。 第二章乡村建设思潮的基本主张与试验。主要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建设”的人物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为案例，总结了他们的对乡村建设的思想主张和主要的实践经验，分别阐述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定县试验以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主要积累了下述乡村建设的经验：即通过教育的方法来发掘农民自身的潜力，注意引导农民向科学生产和科学生活的方式转变，改造社会，而不迁就社会。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他的文化哲学思想有关，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践行他的文化哲学的一次试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主要通过“团体组织，科学技术”两个途径进行。乡村建设的措施表明它大体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复兴日趋衰弱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的“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 第三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乡村建设的批评和论战。与乡村建设提倡者同一时代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作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乡建工作只能解决枝节问题，而当时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制度的压迫，“促成中国农村破产的主要因素便是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之统治……要挽救中国农村之崩溃，并建立农村改造的必要前提，必定先要铲除这两种制度。”因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这一论战为中国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围绕乡村建设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具有间接的贡献。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长期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作为在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的指导理论。 第四章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对乡村建设思潮与实践的评析。在肯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乡村建设"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天在作为一个已经完成了包括土地革命在内的新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建设好和如何发展好我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了对这一问题有一个科学的回答，本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思考作了一些考察和总结，得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即对农业问题的研究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不能不顾实际情况的盲目追求标准化的农业现代化，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必须考虑中国的国情。进而回到对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的评价，指出“乡村建设”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以知识分子为先导、社会各界参与的救济乡村或社会改良运动，是乡村建设救国论的理论表达和实验活动。乡村建设派的理念及实验，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和实践的宝贵的思想材料和历史经验。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会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在组织和引导农民走上摆脱贫困和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具有方法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特点，值得我们今天进一步继承和发展。 第五章“乡村建设”问题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转化。首先分析了“新农村建设”兴起的社会历史渊源和当代条件。指出：我国当代的“新农村建设”是完成我国全面现代化任务的一个历史使命，我们面临的情况和要求与“乡村建设”时期已有很多变化，但历史上的经验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参照作用。尤其是他们主张通过科技兴农，通过发展互帮互助的合作形式来提高农业的生产力的方法和经验，在今天也没有过时；他们主张通过教育的方式让农民自觉自愿地参与到“乡村建设”运动中去，充分发挥农民的自主创新精神，对我们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也不无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指出：“新农村建设”是对历史上的“乡村建设”的一种接续，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任务的一个现实要求。“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出现的一些不平衡和不协调的问题一种应对策略。其次探讨了“新农村建设”的未来发展及其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作者认为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未来的发展中，因地制宜、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建立公共财政供给与私人和村社自愿供给相结合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重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及其利益格局，培育和造就新型农民，整合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组织资源等最具紧迫性。最后，本文分析了我国政府在最近几年陆续出台的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向更高的境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