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进行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渐进式改革,进入经济转轨期,中国商业银行信贷行为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各商业银行可以依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自主决定贷款行为,另一方面,在转型经济国家中,政府对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的干预广泛在存在于我国国民经济生活中,其中,信贷管理政策是政府控制经济的重要举措之一,货币政策的调控对象往往是与货币相关的变量,而货币又是商业银行的经营产品,商业银行虽然是一个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但由于它在货币传导机制中的特殊性,必然决定了它的经营决策除了要受到市场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外,同时还必须受到央行货币政策的影响。与此同时,我国资本市场虽然已有了快速的发展,但是我国企业的融资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数据统计得知,贷款融资比重每年基本上都保持在80%左右,股权融资和非贷款类债务融资在我国企业的融资结构中仍占着比较低的比例。就上市公司而言,即使可以利用资本市场进行多样化融资并且也存在着股权融资偏好,但是其银行借款的数额仍然很大,基本上都超过了其负债总额的一半以上并且借款数额没有下降趋势反而逐年上升。这说明,以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为主、证券市场融资为辅的方式仍是我国上市公司目前最基本的融资格局,银行贷款在公司融资方面仍然占据无可替代的地位。正是我国资金需求方对银行信贷的高度信赖性和货币政策当局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较强控制力,导致了政府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能够实施强有力的影响,与政府有很大利益关联的企业能够在争取银行贷款方面获得更多的照顾与政策倾斜,从而导致银行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具有信贷差异,即产生信贷配给现象。银行对企业的这种信贷配给现象很早就被国内外的学者们所讨论。就国内的研究而言,方军雄、江伟、李斌和陆正飞、祝继高等人都表示我国银行对民营企业存在着一定的“信贷歧视”。同时,我们又注意到银行的信贷资金状况会受到很多宏观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货币政策的松紧度等。而银行的信贷资金状况又会影响其信贷决策,包括对借款者的监督审核力度等。那么,在不同的货币政策状态下,即银行的信贷资金状况不同的前提下,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在获得银行信贷方面有怎样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作用的期限路径、原因如何,这将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在结合相关理论知识以及国内外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货币政策紧缩情况下政府干预对银行信贷资金配置的角度出发进行了相关理论分析,在这一逻辑框架下,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并通过实证分析来证实本文的研究假设。首先,本文选取从2009年到2011年的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遵循一定的原则筛选出5148个有效样本,其中国有上市公司样本2512个,民营上市公司样本2636个,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在银行信贷资金状况不同的条件下上市公司获得信贷借款的差异进行实证研究。其次,为进一步研究影响上市公司长短期负债率的不同因素,我们在控制了与贷款本身以及借款公司相关特征的变量基础上,重点研究前文分析的与银行信贷资金状况有关的一些变量对企业不同期限的负债结构的影响。这些量变都是未被以前学者所考虑但极有可能会影响企业信贷的关键因素。产权性质上区分为国有控股、民营产权控股两种样本,以资产负债表的长期负债率和短期负债率作为银行信贷资源的代理衡量指标,通过对上市公司长期负债率和短期负债率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基础上,意在找出货币政策、产权性质与银行信贷配给关系的有关证据。在上述假设的前提下,本文首先选取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同业拆借利率作为衡量货币政策松紧度的指标,以及采用虚拟变量将企业产权性质分为国有控股和民营控股的方法,对样本研究期内的短期负债率和长期负债率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检验银行信贷配给是否在银行信贷资金不同的状况下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会有所不同。结果显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同业拆借利率这两个变量的系数并不显著且系数符号与我们的假设也不相符。对于上述结果,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上述选取的变量是否真的很恰当的反映了当前的货币政策松紧度。我们都知道央行实施货币政策的工具是多样的,方法是综合的,除了调整存款准备金外,还有制定基准利率、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再贴现、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在公开市场上进行操作等一系列的手段。所以为描述银行信贷时所处的准确的货币政策,我们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加以判断。根据央行官方公布的货币政策以及央行一些具体的公开市场操作,结合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拆借利率、基准利率和国库券利率的变化情况,我们将2011年定义为货币政策紧缩阶段,2009年和2010年为货币政策较为宽松阶段。具体理由如下：第一,由论文中关于货币政策的描述可知,参考中国人民银行提供的“2009-2011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相比其他年份,2009年是货币政策较为宽松的一年,而2011年是货币政策适度从紧的一年；第二,定义货币政策的松紧主要是为了刻画银行和企业所面临的外部金融环境,银行和企业很难从微观环境上具体区分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因此我们采用年度哑变量来进行度量,再次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期限结构做回归分析。检验结果显示,在货币政策宽松的情况下,民营上市公司并不会面临信贷受限制的问题,可当国家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时,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而言,民营上市公司的信贷融资渠道将会受到明显的限制,货币政策紧缩会使得民营上市公司面临“信贷歧视”。本文还对民营上市公司面临“信贷歧视”的制度原因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具体做法是将政策性负担的变量加入回归模型中进行检验,我们的实证研究发现,政策性负担导致了国有上市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会使得银行信贷资源向政策性负担较重的企业倾斜,从而造成了民营上市企业的“信贷歧视”,但是这种倾斜并不会在短期内显示出来。更有可能政府对国有上市公司提供财政补贴帮助他们更容易从银行取得长期贷款,以达到稳定就业、稳定社会的非经济效率目标。上述的研究发现为加深对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民营企业遇到的资金难题的理解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另外,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现有的有关商业银行贷款配给方面的研究,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信贷配给”现象本身及其存在原因(方军雄,2007；江伟和李斌,2006;Brandt and Li,2003等),或者结合货币政策去研究这一现象带来的经济后果(陆正飞和祝继高,2009)。而本文在综合前人已考虑过的有关变量的基本上,重点考察银行信贷资金状况的不同对上市公司负债融资期限结构的影响,通过将上市公司的负债融资结构按照期限角度划分为长期负债和短期负债,得出货币政策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的影响从短期和长期上来看有不同的影响路径,结合我国转轨时期的特殊制度环境来解释上述结论存在的原因,对不同货币政策状况下商业银行贷款的差别行为的制度根源有更深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