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是政治学与行政学界的焦点话题。对“中国模式”的探讨，本质上就是对政治体制生命力的探讨，而政体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权力所依仗的政治权威的类型（或曰合法性基础）。马克斯·韦伯将政治权威分为三种类型：传统权威、法理权威、卡理斯玛权威。本文认为，建国至今，国家都是以卡理斯玛权威论证自己所拥有权力的合法性，为国家治理提供正当性依据，并且卡理斯玛权威正逐步实现常规化。由此观之，无论是分析建国以来盛行的运动式治理，还是探究国家对政治领袖、先进典型人物的魅力塑造，都离不开对卡理斯玛权威的深刻理解，把握卡理斯玛权威成为理解国家治理，乃至“中国模式”的众妙之门。尽管如此，目前学界对卡理斯玛权威的理解一直停留在韦伯的学理分析之中，鲜有推进。　　有鉴于此，本文以66年（1949-2014）《人民日报》头版作为话语分析对象，结合韦伯的政治权威理论，聚焦于中国语境下的卡理斯玛权威，通过观念史研究法与排除法，从个体与政体两个维度考察了国家对卡理斯玛权威的塑造。具体而言，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通过二元叙事模式，对个体与政体的超凡魅力进行了全方位的塑造，政体的卡理斯玛化为卡理斯玛权威逐步走向常规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使得国家在魅力领袖相继去世之后，依然有充足的能力与空间去延续卡理斯玛权威的生命力。并且，此阶段的卡理斯玛权威表现出强烈的“去传统”的革命性力量；改革开放之后，二元叙事模式逐步消解，与此同时，通过各级魅力领袖的“宣示”，国家转而将法理权威与传统权威融入到卡理斯玛权威当中，三者关系由对抗转向融合。在此情形下，法理权威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权力制约，传统权威则有助于国家凝聚力的提升，更好地集中力量办大事。由此，一种更具韧性与包容性的政体卡理斯玛权威得以诞生。文章的最后探讨了卡理斯玛权威与运动式治理之间的关系，并站在“社会中心主义”的视角对“国家中心主义”进行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