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我国37家城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利用2006-2013年间的数据，运用两阶段法，首先对其效率值进行测算，得到技术效率，然后使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深度、市场结构等宏观因素，银行规模、资产质量、创新、资本充足率等微观因素对样本银行技术效率的影响及显著性水平，最后，基于分析结果，从地方政府、监管机构、银行自身三个角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问题的提出，基于2006年以来城市商业银行迅速发展的现状。我国城商行源于95年对城市信用社的重组，最初承担了化解其风险的任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商行作为地方中小银行，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金融服务，虽然面临全国性银行及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在“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的定位下，城商行也获得了生存和发展，遍布于我国各大省会城市及直辖市。然而，城商行发展至今也面临一些困难:①地方政府影响城商行的经营管理，增加一定的风险;②市场定位出现偏差;③创新能力不足;④资本监管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城市商业银行发展至今效率如何？影响城商行效率的因素有哪些？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改进城商行的效率？这些都是本文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利用数据包络方法测算技术效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过程中发现，关于银行效率的界定比较多。早期，关于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而对利润效率和前沿效率的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当前研究基本上都采用前沿效率的概念。前沿分析方法有参数和非参两种，根据样本数据的基本特征，我国城商行投入产出价格方面的数据不容易得到，可以使用DEA方法对技术效率进行测算。而且，技术效率也是一项综合指标，能够反映银行在固定产出下控制成本的能力。因此，本研究所用的效率概念为技术效率。
　　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平均效率比较高。从2006年起，TE、PTE和SE三个指标的均值保持在0.8以上，除了2008年和2009年有所降低以外，其他年份都保持上升的趋势，尤其是08年到09年效率降低幅度比较大。这可能是宏观经济状况和监管政策的原因造成。对样本银行进行DRS和IRS分析可以发现，整个行业中规模报酬递增或者递减的银行数量变化比较大，尤其是规模报酬递减的银行，在数量上存在很大波动。对于DRS银行，可以减少投入以降低成本，而IRS银行则需要增加投入以提高效率，整个行业存在着比较大的效率提升空间。
　　区分东、中、西部省份进行横向比较，虽然东部地区也存在效率比较低的银行(2006年锦州银行0.51)，总体技术效率水平还是比中西部城商行高。同时，位于东部省份的城商行，技术效率值变化较大，中西部城商行的技术效率排名比较集中，变化比较小。可以看出，城市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与地域因素相关，但不是绝对的正相关关系，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因素的干扰，而不同年份这些因素的作用也可能不完全相同。
　　通过Malmquist指数对相邻时期的效率进行纵向比较。从均值可以看出，大部分银行在这8年中，技术效率整体上来说是提高的，只有12家城商行的指数值小于1;再看效率改进银行和效率降低银行的个数，效率降低银行的数量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少，特别是2008年超过50％，2009年更加达到了67.6％的比例，到目前又出现了增加的趋势，有必要对城商行的技术效率进行改进。
　　其次，采用截取回归模型，对影响我国城商行技术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包括296个样本，利用T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借鉴相关研究，文中将影响因素区分为宏观层面和银行层面，包括城市生产总值、利率水平、市场结构、银行的盈利能力、信用风险等变量，多层次分析影响城市商业银行效率的相关因素，并且研究这些变量是否影响银行效率、影响程度的大小以及显著程度。
　　在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之后，最终选取13个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宏观因素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程度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为正，而市场结构则情况相反，宏观影响显著;银行规模、不良贷款率、贷款准备金率、资本充足率和投资变量的系数为负，相反，股权结构、盈利能力、存贷比和创新变量对技术效率产生了一定的正效应;对于不同资本充足状态的银行，资本充足率对效率的负面效应是不一样的，当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监管标准以后，资本充足率越高，对技术效率的负面影响越小。
　　宏观经济要素对城商行的技术效率产生了一定影响。城商行发展之初，地方政府扶持力度较大，发展动力源于地方金融服务，可以说是扎根于地方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GDP对城商行技术效率的影响是比较容易解释的，但是可以看出，该影响程度比较小，一部分原因可能是越来越多的城市商业银行进行跨区域经营，同时也受到其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从而削弱了当地经济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程度。金融发展深度是影响较大的一个重要变量，对城商行的技术效率产生了一定的正面效应。金融深化程度越高，表明自由化程度越高，政府干预越少，价格扭曲程度越低，通过影响价格信号和市场空间两个渠道，对城市商业银行的效率产生正面效应。市场份额越高，说明竞争度不够高，价格方面存在主导力量，市场结构越不合理，城商行的技术效率越低。
　　外资参股或者公开上市对技术效率产生了比较显著的正效应，存贷比和表外业务对效率的提高也有一定作用。外资参股或公开上市促使银行完善经营管理制度，提高效率;创新通过改善产品质量和服务，改进管理水平，从而提高技术效率。不良贷款率和投资比例在利润和风险方面影响技术效率;贷款准备金的数量可能不合理，影响银行有效配置资金的效率;贷款规模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也为负，表明样本银行在产出一定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减少投入的方法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继续增加产出反而会降低技术效率。
　　对于我国城市商业银行而言，资本充足率监管对技术效率的作用是不理想的。理论上讲，资本充足率要求不仅迫使银行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寻求平衡，减少道德风险，对投资者和客户也能够形成正面信号，从而对银行效率产生正面影响。但是在本文的回归分析中，资本充足率对技术效率的负面影响是很显著的，这可能是因为市场对资本的需求与监管标准不匹配，造成了监管无效。
　　最后，根据上述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检验，提出政策性建议。比如，继续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提高金融深化程度;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在符合审慎经营的前提下放开准入限制，增加银行业的市场竞争;鼓励创新，改变城市商业银行以利息收入为主的现状;加强对城市商业银行投资风险的监管，将资本监管对象细化，分类实施不同的资本充足率标准。
　　本文选取近8年的数据，将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作为单独对象进行研究，所考察的影响因素也比较全面，具有借鉴意义，文章在内容上有一定的创新。但是由于数据收集困难和研究水平有限，本文在样本完善、方法创新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