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有着会计领域的演变史,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盈余管理就由于其手段多样性、操作隐蔽性、目的利益性、影响广泛性等特点,成为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研究热点。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逐步完善,盈余管理也由最初单纯的会计行为,渗透到管理学范畴的公司治理中来。无论基于何种目的,盈余管理都会削弱企业财务报告应有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从而导致各利益相关者作出有偏差的判断和错误的决策。因此,在公司治理中研究抑制盈余管理行为的因素十分必要。然而,现有研究更多着眼于通过提高董事会独立性、消除两职合一、施行股权激励等措施降低高管层盈余管理水平,且在计量管理层权力时大都使用绝对权力而非相对权力。事实上,这种做法存在一定的锚定错误。一方面,高管层拥有最高决策权的人是CEO,其他核心高管很可能出于职业安全、专业性、声誉保全等考虑,对CEO的不当行为产生抵触情绪或制约动机,而这种内部制衡力很可能就是降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关键,因此不应当先入为主地把高管层整体归入被制衡的一方;另一方面,采用绝对权力的度量方法在很好地反映出公司顶层管理者绝对权力的同时,忽视了管理层内部其他人员对CEO的制衡效应。真正的管理层权力应当是CEO相对于本公司其他人员的权力,而不是本公司CEO相对于其他公司CEO的权力,因为绝对的决策权和支配权只是一方面,权力会在公司内部受到约束。因此,结合高管层内部权力制衡的作用机理和经济后果研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可以为传统模式下的管理层权力研究提供一定的补充,也可以为企业降低盈余管理水平提供有益的参考。另外,考虑到各经济实体的经营活动都是在一国特定的宏观环境中展开的,其所处区域的市场化表现无疑会对企业内部经济行为产生影响,因此笔者将市场化进程作为外部环境要素之一也加入到了本文的研究中来。本文以CEO权力制衡为切入点,以我国2005-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深入分析了高管层内部权力制衡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间的关系,并在对样本公司按市场化程度进行分组后,进一步考察了在不同市场化程度下CEO权力制衡影响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CEO权力制衡对企业应计盈余管理总体水平以及正向应计盈余管理水平都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负向应计盈余管理水平没有显著影响;(2)CEO权力制衡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除生产操控水平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3)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CEO权力制衡能显著抑制应计盈余管理总体水平以及正向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但对负向应计盈余管理水平的抑制作用不显著;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总体上没有证据支持CEO权力制衡能对企业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产生抑制作用;(4)对于真实盈余管理(不包括生产操控),CEO权力制衡能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不受所处地区市场化表现的影响;对于生产操控,CEO权力制衡仅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表现出微弱的抑制作用。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及主要贡献在于:(1)控制权并非总是沿着等级链自上而下,在同一等级层内也存在权力差异,本文肯定了高管团队内部存在权力制衡的可能性,着重考察了其作用机理和经济后果,首次正面探讨并计量了高管层制衡度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为企业经济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视角。(2)通过分析企业高管团队中其他核心高管的权力来源以及制约CEO行为的能力和动机,揭示其在降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方面的重要作用,从而为管理层权力方面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补充,同时使企业对传统权力配置中存在的缺陷引起高度关注。(3)将样本公司所处的地区按市场化水平进行分类后,重新探讨了CEO权力制衡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间的关系,发现外部竞争市场并非总能成为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替代因素,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我国处于不同市场化水平下的企业完善其内部权力配置提供一定的参考。根据本文的回归结果,得到如下研究启示:企业的高管团队并非总是不谋而合地朝同一个目标行进,他们之间也会因为利益冲突而出现对立或相互抗衡的情形。考虑到管理层是整个企业的指挥控制中心,股东应当更多地关注高管层内部各角色间的权力活动,并充分利用其他核心高管对CEO权力的牵制,来降低CEO恶意的盈余操纵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冲击。另外,正如在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对真实盈余管理模型的回归结果所表明的那样,有效的外部竞争市场并非任何时候都能成为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替代因素,因此,有关部门应当在理性认识市场作用的基础上加强对企业的监管,进一步规范企业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