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东坡易传》集中体现了苏轼的易学思想。学界对苏轼易学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对于苏轼易学思想本身分析程度不够:一方面,从内容看,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宇宙生成观”、“性情说”和“苏轼易学与苏轼其他学说的比较”这三方面;另一方面,从理论深度来说,学界对苏轼易学的研究理论分析深度不足,少有关注苏轼在建构“本体论”方面的端倪。本文立足于《东坡易传》,结合苏轼的其他易学有关论述,从苏轼生活的时代背景开始分析,说明苏轼易学主要分为“象数之学”和“义理之学”,以及对《周易》“三易”的继承发扬,并阐述了苏轼易学的特点与影响。苏轼易学的形成背景是多方面的。社会政治层面,北宋安稳的社会下隐藏着“三冗”问题,苏轼借《周易》思想,针对“三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思想背景上,一方面是儒学面对佛道的挑战,迫切需要以《周易》为基础来构建儒学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北宋继承了从唐中期开始的疑经风潮,北宋学者打破唐代的恪守注疏之风,大胆疑古,为北宋思想家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一定基础。苏轼作为蜀地文人,颇受蜀地文风和易学之风的影响。苏轼之父苏洵对《周易》也是十分重视,著《易论》一篇,并命苏轼完成《周易》注解,也就是后来的《东坡易传》。苏轼政治上的低谷期是他学术上的高峰期,其《东坡易传》整体成书于其晚年时期,整部著作可以代表苏轼成熟的易学思想。中国古代易学大致包括“象数”、“术数”、“义理”这三方面内容。“象数”是《周易》的基础,“术数”和“义理”是在“象数”的基础上形成的。苏轼易学主要涉及“象数”和“义理”这两方面的内容。苏轼建立了一套自己的解卦方法,其实质是“卦为总则,爻为分论”,为某些卦中卦辞和爻辞相矛盾的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法。苏轼重视“象数”中的“爻象”与“爻数”,也重视“筮数”和“卦象”。总体上而言,苏轼的“象数之学”是为其“义理之学”打基础。苏轼易学中的“义理之学”主要遵循“天人合一”的路线。苏轼易学中的“天”包括“物各有道”和“道至万物的生成过程”这两部分,前一部分显示出了“本体论”的端倪,后一部分则是显示出苏轼对宇宙生成的看法。“人”学方面主要涉及人性论,苏轼反驳了前人的人性论,认为人性是“无善无恶”的,还区分了“性”与“情”、“命”、“才”三者之间的关系。虽然苏轼遵循“天人合一”的路线,但是苏轼的“天人合一”并不完整,实际上是外合而内分。苏轼并没有构建起“本体论”,他没有将“道”置于本体的高度。苏轼思想中也因为没有本体,才会得出人性为“无善无恶”的结论。苏轼易学的“象数之学”和“义理之学”都遵循《周易》的“三易”之理。“三易”即“易简”、“变易”、“不易”。在苏轼的易学之中,“易简”作为“阴阳辩证”被苏轼用来解释卦辞爻辞。另外,“阴阳相合能生物”的说法为“道”如何生成万物提供了补充。《周易》中的“变易”是一个过程,从“不变”开始,经历“人与时势”和“物极必反”的过程内容,达到“变化”为结束,同时在开启新一轮的“变”。苏轼将“变易”应用于自身易学的“象数之学”和“义理之学”中。“不易”具备“确定性”和“永恒性”两方面。苏轼以“确定性”分析“象数”,而“永恒性”体现在其“宇宙生成观”中。苏轼易学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苏轼对《周易》原义和以《周易》为基础而阐发的义理这两种内容都重视。其次,苏轼打破门户之见,吸收前人易学精华,在其易学之中虽然儒道两家思想并重,但没有佛教思想。从苏轼易学的影响来看,它有利于塑造苏轼自身的人格品德,影响苏轼的文学创作,赋予苏轼文学创作的精神内涵。不过作为蜀学中的卓越成果,苏轼易学却没有被蜀学后人发扬光大。另外,苏轼易学给予了后世深刻的启示,对现实有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