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林毅夫,2020）。社保基金在宏观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着其他机构投资者不具有的市场投资人和政策执行者的“双重角色”。社会公众对社保基金可持续性的要求和财政“兜底”责任正在持续增加（唐大鹏、张琪,2019）,如何在防风险下保障社保基金的偿付能力的同时促进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一直是理论和实务界聚焦的热点。与美国的审慎管理方法不同,我国的社保基金能作为市场投资人,通过参股上市公司获得收益（李春涛等,2018）。自2003年进入资本市场后,社保基金对国家政策走向密切跟踪,其信息来源丰富权威,相较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对市场的方向性判断有明显优势（刘永泽、唐大鹏,2011）。截至2018年底,社保基金在资本市场的投资规模已超过万亿元,累计投资收益达到9598.55亿元,而年均投资收益率也达到7.82%。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基本要求和“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奋斗目标。对社保基金会来讲,直面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贯彻落实全面建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要求,就要使其“国家队”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即财政资金引导资本在市场中良性流动以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楼继伟,2018）。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要求,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由隶属国务院正式调整到隶属财政部,承担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的主体责任,作为基金投资运营机构,不再明确行政级别。因此,社保基金在规模和影响力壮大的同时有着作为政策执行者的责任,其投资方案和发展规划应立足长远,避免短期的追涨杀跌。与此同时,随着2017年《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和2019年9月《关于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的通知》等政策陆续出台,全面划转国有股权以逐步充实社保基金的脚步正稳中有进,股利分红成为社保基金取得投资收益的重要途径之一。这意味着,社保基金持股时会重点关注上市公司往年的股利分配（靳庆鲁,2016）,也会把股利发放的波动程度纳入持股的考量范围中。本文选取股利平稳性作为研究视角,原因在于股利平稳性既是度量公司股利发放波动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一种协调与投资者利益关系的方法（刘星等,2016）。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及代理成本理论等,为了防止降低股利发放水平后导致投资者对公司估值的预期的下降,公司会使用一种动态的局部调整的手段,使公司股利支付水平的波动程度不能完全反映现金流的波动（Guttman et al.,2010）,并使之趋近于目标股利支付水平（Lintner,1956）。由于股利平稳性具有“客户效应”,即维持高股利平稳性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具有吸引作用（Larkin et al.等,2016）,并且公司股利不平稳程度的提高与机构投资者的减持有相关性（陈名芹,2017）,因此,发展成熟度高的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实行的现金股利政策大多平稳性较高。值得注意的是,机构投资者对股利平稳性偏好存在异质性（Morgan等,2011）,但尚未有学者关注社保基金这一特殊的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偏好与上市公司股利平稳性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由于社保基金具有差异投资模式,其“政策导向”的直接投资模式和“效率导向”的委托投资模式是否会对上市公司的股利平稳性具有不同偏好值得进一步探讨。此外,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流通股占比超过了 80%,这标志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完成（刘星和吴先聪,2011）,通过解决股价分置的问题来实现大小股东利益一致后（张学勇、廖里,2010）,社保基金在持股时更有把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水平和股利支付波动程度纳入考量范围的动机。本文选取2003-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剔除金融业）样本来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社保基金偏好持有股利平稳性高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在区分差异投资模式后,这种偏好在直接投资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此外,2003至2008年,社保基金偏好持有股利平稳性低的上市公司的股票;2009年后,社保基金偏好持有股利平稳性高的上市公司的股票。进一步分析后发现:维持高股利平稳性可以通过降低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来吸引社保基金持股。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第一,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社保基金持股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但鲜有文章实证检验上市公司行为对社保基金持股偏好的影响,视角新颖。第二,既有研究大多将机构投资者视为同质,本文以社保基金这一特殊的机构投资者为研究对象,检验股利平稳性对社保基金持股偏好的影响,弥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第三,以往国内股利平稳性相关理论并未对股利平稳性影响机构投资者的中介作用进行研究,本文发现维持高股利平稳性可以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来吸引社保基金持股,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