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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组织、新闻常规以及媒介从业人员等因素对媒介框架的影响已经得到多方证实,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媒介技术不断演进,新的媒介技术又催生不同的媒介平台,新闻实践也在媒体机构对新的媒介平台进行适应和使用的过程中发生变化,媒介框架的影响因素因此需要依照新闻实践的新情况进行重新讨论。近年来,社交媒体给社会生活方式、社交方式和沟通方式带来重大变革,其作为新兴媒介平台也极大地影响着新闻媒体机构信息传播的方式。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从框架理论出发,对《人民日报》在报纸、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三个媒介平台上从10月11日至10月31日发布的十九大报道中所使用到的媒介框架进行对比分析。此外,为进一步分析《人民日报》在三个平台上对十九大进行报道的差异性,以探讨媒介平台对新闻信息传播和呈现方式带来的影响,本研究对《人民日报》在三个平台上对十九大报道的新媒体书写方式进行了对比分析。对媒介框架的对比从表层框架,即报道数量、报道篇幅、新闻报道类型,和深层框架,即高层次框架、中层次框架和低层次框架进行;对新媒体书写方式的对比围绕微博和微信信息传播特性提出,具体包括消息来源多元性、平民性与亲近性、即时性、信息浅化性、互动性、多媒体使用六个方面。以此探讨同一家媒体机构,在不同的媒介平台上对同一事件进行报道时,其使用到的媒介框架是否有所不同,媒介平台是否是媒介框架的影响因素之一,媒介平台是否影响媒介信息传播和呈现的具体方式。
在对《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102篇推送、微博206条消息、纸质版150篇文章,共计548篇样本进行分析后得出,《人民日报》在三个平台上对十九大进行报道时,使用的表层框架、深层框架和新媒体书写方式在多个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表层框架方面,从报道数量上看,《人民日报》纸质版关于十九大的的框架强调最为明显,微信公众号次之,微博最弱。在新闻报道类型上,《人民日报》在微博上以硬新闻的形式对“十九大”进行报道最多,且软、硬新闻的比例最接近;纸质版以软新闻为主,占比超过四分之三。从深层框架的使用上看,《人民日报》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上的报道内容以“十九大政治政策动向”为主,纸质版则发挥纸媒的优势主要进行“十九大解读”。从新闻主角的使用上看,《人民日报》微博以“议题事件”为新闻主角的十九大的报道最多,以“社会普通群众”为新闻主角的纸质版报道最多。此外,微信和微博更加注重对青年群体的信息传播,针对“青年”受众群体推出如“夜读”等系列消息。从中层次框架的使用来看,《人民日报》在三个平台所使用的主要事件框架、先前事件框架、历史框架、结果框架、影响框架、归因框架和评估框架都具有显著差异。纸质版中使用最为频繁的是“影响”框架;微博和微信最经常使用的是“主要事件”和“影响”框架。而在对“历史”框架进行使用时,纸质版比微信和微博对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成就进行更多涉及和提及。从低层框架的使用上看,《人民日报》纸质版的十九大报道标题最短、“十九大”出现在标题中的频率最低;微信公众号报道标题中出现“十九大”的频率则最高。新闻报道的文本用语方面,《人民日报》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上对十九大进行报道时,使用“新闻可观”的新闻语言风格次数最多,纸质版“正面积极”的语言风格最多。新媒体书写方式以微博和微信的传播特征为基础。在消息来源上,《人民日报》纸质版以“平台原创”为主,自主生产内容达97.33%;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的报道来源更为广泛,且两相比较之下,微信公众号的文章来源更加多样、原创度更低、对《人民日报》其他平台的信息转载和使用更多,并更注重标明文章来源。以“其他媒体机构记者”为文章作者的比例更高。在“平民性与亲近性”上,《人民日报》纸质版第一人称的使用较为正式和严肃,微信多以“我们”、“咱们”等较为亲近的形式出现。微博第一人称使用少,而第二人称使用明显多于微信和纸质版。在“即时性”上,微博的即时性最强、最能对实效性新闻做出快速反应,微信次之,纸质版最弱。在“信息浅化”方面,微博信息浅化的程度最高,比率达66%。在互动性方面,相比纸质版单向的传播,微信和微博鼓励受众在阅读和浏览信息后做出反馈行为。在对多媒体手段进行使用方面,纸质版的媒体类型单一,最常使用文字并偶尔配以图片;微博在报道中最常使用两种媒体手段;微信单篇文章的媒体使用最为丰富和多样。
以此,本研究结果表明,同一家媒体机构在对同一个新闻事件进行报道时,在不同的平台上使用了多方面显著不同的媒介框架和多媒体书写方式。在对媒介平台进行使用的过程中,媒介组织对媒介框架的选取和信息传播及呈现的具体方式受到来自媒介平台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在新媒体发展日新月异、传统媒体不断改革自身以适应多媒体传播方式发展的新背景下,对媒介框架的影响因素从新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框架理论的研究进行了进一步补充、对新媒体平台对新闻实践的影响提供了不同的理解角度。
在对《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102篇推送、微博206条消息、纸质版150篇文章,共计548篇样本进行分析后得出,《人民日报》在三个平台上对十九大进行报道时,使用的表层框架、深层框架和新媒体书写方式在多个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表层框架方面,从报道数量上看,《人民日报》纸质版关于十九大的的框架强调最为明显,微信公众号次之,微博最弱。在新闻报道类型上,《人民日报》在微博上以硬新闻的形式对“十九大”进行报道最多,且软、硬新闻的比例最接近;纸质版以软新闻为主,占比超过四分之三。从深层框架的使用上看,《人民日报》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上的报道内容以“十九大政治政策动向”为主,纸质版则发挥纸媒的优势主要进行“十九大解读”。从新闻主角的使用上看,《人民日报》微博以“议题事件”为新闻主角的十九大的报道最多,以“社会普通群众”为新闻主角的纸质版报道最多。此外,微信和微博更加注重对青年群体的信息传播,针对“青年”受众群体推出如“夜读”等系列消息。从中层次框架的使用来看,《人民日报》在三个平台所使用的主要事件框架、先前事件框架、历史框架、结果框架、影响框架、归因框架和评估框架都具有显著差异。纸质版中使用最为频繁的是“影响”框架;微博和微信最经常使用的是“主要事件”和“影响”框架。而在对“历史”框架进行使用时,纸质版比微信和微博对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成就进行更多涉及和提及。从低层框架的使用上看,《人民日报》纸质版的十九大报道标题最短、“十九大”出现在标题中的频率最低;微信公众号报道标题中出现“十九大”的频率则最高。新闻报道的文本用语方面,《人民日报》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上对十九大进行报道时,使用“新闻可观”的新闻语言风格次数最多,纸质版“正面积极”的语言风格最多。新媒体书写方式以微博和微信的传播特征为基础。在消息来源上,《人民日报》纸质版以“平台原创”为主,自主生产内容达97.33%;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的报道来源更为广泛,且两相比较之下,微信公众号的文章来源更加多样、原创度更低、对《人民日报》其他平台的信息转载和使用更多,并更注重标明文章来源。以“其他媒体机构记者”为文章作者的比例更高。在“平民性与亲近性”上,《人民日报》纸质版第一人称的使用较为正式和严肃,微信多以“我们”、“咱们”等较为亲近的形式出现。微博第一人称使用少,而第二人称使用明显多于微信和纸质版。在“即时性”上,微博的即时性最强、最能对实效性新闻做出快速反应,微信次之,纸质版最弱。在“信息浅化”方面,微博信息浅化的程度最高,比率达66%。在互动性方面,相比纸质版单向的传播,微信和微博鼓励受众在阅读和浏览信息后做出反馈行为。在对多媒体手段进行使用方面,纸质版的媒体类型单一,最常使用文字并偶尔配以图片;微博在报道中最常使用两种媒体手段;微信单篇文章的媒体使用最为丰富和多样。
以此,本研究结果表明,同一家媒体机构在对同一个新闻事件进行报道时,在不同的平台上使用了多方面显著不同的媒介框架和多媒体书写方式。在对媒介平台进行使用的过程中,媒介组织对媒介框架的选取和信息传播及呈现的具体方式受到来自媒介平台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在新媒体发展日新月异、传统媒体不断改革自身以适应多媒体传播方式发展的新背景下,对媒介框架的影响因素从新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框架理论的研究进行了进一步补充、对新媒体平台对新闻实践的影响提供了不同的理解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