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人文科学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也开始从以往的语言学研究方法，慢慢转向文化研究。这一转向使对翻译的考察从文本内转向文本外。许多以往靠单纯、静态的手术解剖式语言学研究方法难以解决的关于翻译方法的争议，放在文化的角度，往往迎刃而解；对于翻译的偏见、误解，透过文化学的眼光，也可以得到比较圆满的回答。可以说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为翻译学科本身地位的提高，对于翻译研究领域拓展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由于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各种文化理论层出不穷。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就是其中之一。这个理论本身关注文化生成的过程。翻译由于在文化生成与发展和相互影响中的活跃表现，这个理论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多元系统理论视各种符号为系统，翻译文学也被视作文化多元系统的一部分。翻译文学的行为模式受到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化地位的影响。当它处于中心位置时，他积极参与创造“一级模式”，打破译语文化的传统规范。但处于边缘时，翻译文学采用保守的“二级模式”。清末民初翻译小说，在中国翻译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侦探小说，作为一种新的小说模式，在1896年引进中国并很快就被中国读者接受。在其后的二十多年间，就其翻译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五分之一)、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小说名家几乎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和西方侦探创作同步)来讲，在整个翻译文学的诸门类中均名列前茅。侦探小说翻译，对于国民了解和认识外部世界，促进中国文学发展，丰富中国的民族文化，乃至于推动整个社会变革与转型，都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本文以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为基础，首先简要介绍中国传统公案小说并与西方的侦探小说作比较，接着考察清末民初的侦探小说翻译以及侦探小说翻译昌盛的缘由，其次探索其对中国侦探小说创作的影响，最后对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